| 狩月骑士's profileMy Ynis Gutrin 我的玻璃岛笔记PhotosBlogLists | Help |
My Ynis Gutrin 我的玻璃岛笔记人能够凝炼成一颗石子,潜伏见底,让时光像水一般在身上湍急而过,自己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 3/21/2007 又见偶像冯象 重译圣经 无关信仰
插队云南:卷入“文革”的毛孩子 冯象是“老三届”知青里的最后一拨,自称“卷入‘文革’的毛孩子”。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只读过一年初中就跟在别人屁股后面“闹革命”了。1968年,在“知识青年去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号召下,他和同学们离开了学校,从上海来到云南的弥勒县插队。 因为父母早已被打倒,去云南的决定是冯象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的。“那时候我冬天会生冻疮,周围人都说别去北方,受不了,听说云南的自然条件好一点。另外,我父母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待过,又在云南生活过,连带我也觉得云南并不算太陌生的地方。” 冯象感慨当时根本不觉得自己是毛孩子,自认为完全有能力对自己的将来做出选择。“所以说小孩不怕吃苦,长大怕苦了,我现在就能体会到我们的上一代在‘文革’中受的苦。你现在再把我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我根本不可能像15岁的时候那样能吃苦了。” 尽管对云南一无所知,但还算幸运的是,冯象插队的地方比较富裕,劳动了两年后,他就到更边疆的村寨当了一名乡村老师。 “那里是真正的边境,在越南、老挝和中国三个国家的交界上,当初叫六村,现在叫绿春。再翻一座山就出国了,比我早的老师还给分配一支枪,防土匪用的。” 冯象说当时有一部越南电影《乡村女教师》,描写的内容跟他的生活一模一样。步行好几天走进大山里的一个小山寨,村里分他一间茅草房,一半用来睡觉,另一半当教室,中间钉上木板隔起来。孩子们由他按照年龄大小进行编排,村里的文化教育就全权交给了他。 “当了老师就有一份口粮,知青种地不行,教书是受欢迎的。当地的少数民族最欢迎两种人:医生和老师,对这两种人特别尊敬。学生们帮我打柴挑水,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也给我端过来。他们有很多人现在都当了官,还经常邀请我回去看看。” 自学外语:改变命运的军代表 当了一年多的孩子王,一天,冯象接到当地军代表送来的口信,让他上公社一趟。“这位军代表是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专门监听境外的电台,听力特好。他知道我一直自学英语,说是要考考我。” 原来自从尼克松访华后,学英语不再是“封资修”,因急需英语老师,云南省就办了一个英语教师训练班,军代表有意推荐冯象。冯象跟着马帮出大山接受了军代表的考试,不久就接到了参加培训的通知。“训练班在大理,由上海来的老师教,我就这样捞到了半年的学习机会。” 读书时一直很调皮的冯象,下乡后百无聊赖开始看书。数理化自学起来很困难,他就专攻文科。由于小学学过俄语,中学又接触过一点英语,自己对外语也比较感兴趣,他自学起了英语和法语。 家里人对冯象学外语多少有些提心吊胆,因为看的净是“封资修”的东西,生怕他闹出乱子。好在他身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没人管。 “边疆地区能收到的电台特别多,当时我听的都算是‘敌台’,BBC什么的,还有苏修的电台,哪个波段、哪个时间是哪个国家的我熟极了。老乡以为我听的就是汉语,所以我的英语听力还没上大学就过关了,读大学时专业课免修。” 每月冯象还把自己的翻译和作文寄给杭州的姨夫,请他批改。姨夫曾留学英国八年,是伦敦大学第一位中国硕士和第一位名誉博士,冯象用的英法文词典和外文原著都是他赠送的。 半年的培训结束后,县中学的校长看中了冯象,将他从大山里调到县中,从此他成为一名正式教师。而那位给了他人生第一次重要机遇的军代表随部队开拔后,冯象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对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来说,读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出路,但在那个年代,谁都没想到会有高考。正是凭借这人生的又一次重大机遇,冯象一步步离开了生活十多年的云南,北上京城,又远赴美国。 高考时,因为当地的土政策限制,凡是已经当老师的人必须报考师范院校,而其他师范院校又不到云南招生,冯象只好以云南省第一名的成绩上了昆明师范学院。 “当时招了两个班,一个是四年制的,一个是两年制的。我们这些人都年满25岁了,学校觉得我们的教学经验已经很丰富,学两年够了。” 当了班长的冯象和同学们迅速召开了一个会议,发现全班没有一个党团员,全部是红卫兵出身。借着当时跟越南打仗的时机,他们折腾了一个学期,终于迫使学校答应恢复四年制。冯象说,他们这代人身上多少是有些痞子气的。不过,书只读到三年级,他就提前考取了北大的西语系,上北京念研究生去了。 领冯象进入中古英语文学领域的是他的导师李赋宁先生,同时他自己也意识到:“欧洲现代文明的渊源是中世纪。在现代西方还在运作的那些机构、制度、宗教、道德风貌,都是中世纪开始留下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世纪文化是理解现代西方的关键。” 1984年,冯象再次提前毕业,赴美国哈佛攻读中古文学博士。当所有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将在这个领域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他却出乎意料地来了一个大跳跃,转而攻读法学,最终又拿下了耶鲁大学的法律博士。 冯象对此的解释是:“在我们经历过的那个时代,文学的作用曾经跟法律的作用是一样的。管理社会也是通过文学作品,像《白毛女》、《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是教育人的,现在的人没法理解文学曾有那么高的地位。改学法学,其实只是改职业,我认为内涵是一脉相传的。” 在香港大学教了六年法律后,冯象回到美国,开始从事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咨询工作,这让他感到更自由,更有趣。虽然从17岁就拿起了教鞭,但冯象以为自己“并不是特别热爱教育的人”,“在国内我不是学校教出来的,我也不觉得我教别人,别人就能学会些什么。” 写书译经:读书是乐趣,但只乐了一半 自从1992年出版了《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以来,冯象利用业余时间陆续撰写了《木腿正义》、《玻璃岛》、《政法笔记》、《创世记:传说与译注》、《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等书籍,还在《读书》、《万象》等杂志和报纸撰写专栏文章,涉及内容自然横跨西方古典文学与司法两大领域,不可谓不活跃。 说起写作,冯象有一段回答让人印象深刻:“我写文章多半是为了还‘债’,还前人师长、父母友朋之‘债’。不管法律宗教语言文学,凡受过教、用过功、有了知识积累和经验体会的领域,都不敢不写。” 冯象打趣:“我这个年龄不能再东混混西混混了,应该写些东西了。读书本身是乐趣,但只乐了一半,还有一半是要把自己的乐传达给别人。哪个故事好玩,哪本书值得读,那你就要说说看。把自己学到的喜欢的,告诉你的读者,大家一起分享,不说责任,这样更积极一些。” 冯象的读者集中在两大类上———关心法律的人群和热爱文学的公众,受专业背景的影响,他的书对读者的素质也提出了一定要求。 “有的作家写通俗文学,也有的作家写给所谓的‘小众’,尤其搞外国文学、外国文化,这个问题更严重。既然是外国的,肯定要陌生一些,再加上我主要研究古代,距离更远,怎么写,用什么方法同中国读者说话,是个难题。对作者本人来说也是一种选择。” 为此,冯象进行了写作方式和语言风格上的尝试。在《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中,因为无意写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他将中古欧洲文学的瑰宝亚瑟王传奇与自己的亲身经历相交织,在向中国读者系统介绍亚瑟王传奇的同时,也展示了在他眼中“日益全球化、麦当劳化或‘黑手党化’的‘新新人类’社会,天天面临的虚荣与幻想、污染和腐败。” 而在《政法笔记》中,他又以“法学随笔”的文风评说了鲁迅肖像权、婚前财产公证、性贿赂、取名用生僻字等一系列法制领域的事件与现象,被看作是“彻底改变传统的普法文章”。 从五六年前开始,由于着手重新翻译《圣经》,冯象的写作大多与《圣经》相关。“我一般是手头正在研究什么就写什么方面的东西,因为经常需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为普通读者介绍一些知识背景。” 对冯象重译《圣经》的举动,有人觉得没必要,有人拭目以待,他自己则认为是摆在面前的又一次历史机遇,需要好好把握。 采访手记 有趣的事跟谋生无关 去清华见冯象之前,面对他的教育背景内心着实有些胆怯,阅读他的《玻璃岛》和《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发觉也不是一时半刻能消化得了的,听说出于兴趣,他又在进行重译《圣经》的工作,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与他对话。 房门一开,是冯先生一张和善的脸。花色的圆领毛衣,头发斑白,个头不高,典型的“学者加南方人”气质。我的心情不知怎么顿时放松了不少。 因为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近些年冯先生与国内法学领域的交流比较频繁,这次来京,也是受邀为清华的学生讲课。 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拉拉杂杂说了很多,负笈云南的经历,专业领域的转换,写书译经的过程……还不时穿插他对国内正在发生的种种事情的看法。虽然定居国外几十年,因为往来较多,丝毫不存在生疏。 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冯先生谈起为介绍西方古典文化而做的种种努力。我问这么费力的事情,您怎么还这样有动力?他是这样回答我的——— “这世上的事分两种,好事是既不费劲又有趣,但这是理想,大部分事情不是这样。不费劲的事大都是平淡的,比如挣钱谋生。最能挣钱的人都是不花钱的,那些资本家挣了钱都给老婆孩子花,自己很苦的,陪人吃喝,身体不好,没有乐趣。但家属过得舒服,正因为舒服了所以一事无成,变成败家子,这种情况最多了。 “有趣的事情全部跟谋生无关。学生经常问我什么样的工作最理想,我能告诉他们的是第二理想的工作,那就是自己做自己的老板。要说第一等理想第一等快乐,就是自己也不做自己的老板,不是现在意义的工作,这种事情不大有人做。现在大部分人是受雇于人,在一个人际网里谋生,这是第三等的快乐。我写文章、重译《圣经》根本赚不了什么钱,又不是畅销书,还不如我讲一次课,纯粹是乐趣。 “现在的年轻人,条件很好,机遇也不差。这个机遇就是大部分人不读书、不用功,上个网、看个电影啊,就跟我们‘文革’时一样,大部分人不读书或想读也读不了。现在包括学习很好的学生,用功程度也远不如过去,所以你只要花费很少的精力就能超越别人。还是和‘文革 ’时一样,并不是你有多聪明,但你读书了就可以考上大学。‘文革’给我的启发之一就是,任何时候不要随大流,毛主席时期如此,现在也如此。” 《圣经》中译本是个遗憾 记者:您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阅读《圣经》? 冯象:我刚学外语的时候,对十八、十九世纪小说、法国象征派和英美现代诗感兴趣,稍稍深入后就发现《圣经》对西洋文艺影响巨大,开始阅读。考进北大西语系后,中世纪文献大多和基督教有关,所以《圣经》是必修的科目。 记者:您怎么会产生重译的念头?毕竟现在流传的中文译本已经快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冯象:十多年前我还在耶鲁法学院的时候,有位神学院的朋友找我讨论经文,他用的就是国语和合本。以前我没有读过中文译本,拿来英语钦定本一对照,发现错译、漏译和语言风格上的问题不少。 清朝末年,当时有很多英美新教派在中国传教,互相之间经常打架,后来他们意识到这对传教不利,就决定联合起来翻译一个统一的《圣经》译本,这就是和合本。一些外国传教士加上中国助手在上海组成了一个班子,一共翻译了三个版本:文言的、半文言的和白话的,最后一种流行比较广泛。 和合本在1919年全部翻译完成,是一项很大的工程。但它是以传教为目的搞的,翻译人员的中文水平又低一些,从学术的角度看不太讲究精确,有些也翻译得不巧。到了“五四”时期,白话运动掀起来,和合本的白话就显得很怪,今天看起来就更怪了,以至于有些看不懂。《圣经》的原文是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的,到了中译本里成了半文不白的“洋泾浜中文”,这和《圣经》译本在西方各国的崇高文学地位形成了对比。从这点来说,我觉得我应该重新翻译。 记者:您希望您的翻译能弥补旧译本的缺陷? 冯象:在西方,《圣经》是一部文学巨著,翻译得很好,发行量世界第一,但在中国就是一个遗憾。我不是信徒,只是从文学的角度想做点贡献。我也并不想取代什么,就是希望能贡献出一个质量好一些的译本。在所有的外国文学经典里,我觉得《圣经》最值得翻译,这个事恐怕也没几个人做。别人不做的事情我要做,就像当年别人都不读书的时候我读书一样。对《圣经》本身我一直很有兴趣,尝试着翻译了一下后,觉得自己还能干这个活儿,就干下去了。 我译的《摩西五经》已经在香港出版,在那里出版就是想在汉语基督教研究的中心得到一些评价,听听他们的看法。那里的学者和教徒也进行了讨论,给我的反馈是认为语言很好,但在教义方面可能有不同意见,因为我不是信徒,没有任何派别意识,我呈现的是主流的学术意见。 记者:重译工作已经完成多少了?您计划多长时间译完? 冯象:已经完成的《摩西五经》,也就是五分之一的内容。第二卷是诗,刚译了一半,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应该能完成。翻译《圣经》快不了,因为牵扯很多问题需要查大量资料,时间上也只能找空闲,慢慢来,所以多久完工不好估计。幸好也不是没有中译本,多着呢,我不过再贡献一个就是了。 记者:翻译《圣经》,您觉得对自身的挑战在哪里? 冯象:《圣经》是西方文明的源头经典之一。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和文化、包括宗教思想和制度实践,跟迦南、埃及、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及东地中海文明都息息相关,那要学多少东西,简直令人生畏! 从翻译上来说,希伯来语《圣经》的语言很简洁,把简洁的语言译好又让读者明白,很难,需要琢磨。你必须舍弃一切修饰,回到语言的根本,回到常用词汇、口语甚至古汉语,考验的全是自己的汉语。原文不懂,通过查资料总能搞懂,但懂了以后该怎么表达? 记者:会不会有人认为回到语言的根本,生动是有了,但是不是失去了原有的庄严,也许宗教的语言就是和大众存在一定距离的? 冯象:《圣经》的原文是普通的语言,没有任何学究气,根本就不难的。有这样的理解是上了当年传教士的当了。《圣经》在几千年前是要念给不识字的牧民、妇女、小孩听的,哪能那么学究气?更不存在距离感。 这是传教士的问题,他们来中国传教,对本民族的东西其实并不懂,英语也不怎么样。我在和合本里就发现好几处,是他们自己没把英语钦定本看懂,根本不是希伯来文的问题,因为钦定本的英语是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不是19世纪的英语。所以我要改造《圣经》和合本的基本语汇和句法,回归原文善本。 记者:您在《圣经》上花费这么大的功夫,可您并不是基督徒。一个不信教的人凭什么翻译《圣经》呢? 冯象:这也许是国人习以为常的误会,以为《圣经》仅仅是基督教的经典。希伯来语《圣经》本来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典籍和民族文化遗产,基督教兴起后继承了这部圣书,所以不能说到《圣经》,就把它等同于基督教。实际上,基督徒只是古人所谓“圣书之民”中的一支。 说到信仰能否成为翻译经典的前提条件,或者有助于译者的理解和表达,我看也未必。当年朱光潜先生译注马克思著作,引来一顿狠批,说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配诠释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可是今天再读,谁能及得上他的译文? 记者:您希望人们怎样看待《圣经》? 冯象:老话说:读书无禁区。《圣经》是人类有史以来流传最广、读者最多的书之一,也是支配我们这个世界的强势文明的源头经典之一,从求知的立场出发,读一读很有益处。《圣经》的内容和文学类型也包罗万象,法律神谕、部族历史、箴言布道文、诗歌传奇,不一定全部看,因为也有很枯燥的地方,但其他很多故事、诗歌还是很有意思的。我相信翻译好了,很多人会对它产生兴趣,当然不一定非要信它。 《北京青年报》2007年3月20日
2/14/2007 冯象:感恩节的语录冯象:感恩节的语录小阿忒的爸爸在波士顿电视台当记者,读过《玻璃岛》的朋友大概还记得。他最近刚去了趟伊拉克,做专题采访。感恩节,我的老师波士夫人从法国来看孙儿孙女(他俩是阿忒的好朋友),说:我想听他谈谈见闻呢。阿忒爸爸就宣布做东请客,说是有正宗的英国Stilton奶酪和葡萄牙Porto酒。 他们家过节有个传统:大人小孩每人准备一页幽默的语录——稍微严肃的也行——交给阿忒妈妈装信封里,编上一二三四的号。吃完烤火鸡配蒸青豆西葫芦泥,上樱桃蜜梨馅饼、开香槟之前,餐桌上挨个儿抽号,拆信封念语录。我抽得一只大信封,里面却不是一页纸,落出一本桔黄色小书,封面一行红字:Parody,戏仿。阿忒嚷嚷起来:Surprise!我翻开书才念了一句,大伙儿就乐了:
配图是老派的水彩:一青年男子,架副眼镜,星期三(倒垃圾的日子)早早起来,将厨房里满了盖的大垃圾桶推出门去。看,包比!大伙儿异口同声。 原来,这珍尼是美国一套有名的儿童识字书《迪克与珍尼》里的人物。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她和哥哥迪克,还有小妹萨丽,就走进千家万户,成了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必备的发蒙读本。书中除了描述珍尼家的幸福生活,还十分注意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如火如荼,兄妹仨便有了黑人邻居,跟不同肤色的孩子一块儿上学、听话、玩游戏了。阿忒爸爸管它叫“儿童版美国梦指南”。 我抽得的“语录”,全名《戏仿版依地语迪克与珍尼》,讲的是兄妹仨长大以后的故事。戏仿在美国是常事,很难以法律制止,主要因为被戏仿作品情节元素的“合理使用”(fair use),可以延伸至言论与创作自由的宪法原则。这一点和中国不同。而且打官司极易变为替戏仿作品做宣传,所以被戏仿作品的作者和出版社、制片人一般都很谨慎,纠纷私了的居多。这是题外话。 依地语本是东欧犹太人的语言;在美国,则是都市多元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符号。十一世纪初,犹太人从法国北部移民莱因河流域。之后的几百年间,德国犹太社区渐渐增多(后又扩展到波兰等地),形成一种以中古高地德语为基础,掺合希伯来词汇语法的方言,用希伯来字母书写,犹太拉比称之为“德国话”(loshen Ashkenaz),便是中古依地语的前身。历史上,犹太人饱受歧视欺凌,屡遭驱逐屠杀。反映在依地语的表达上,自嘲、讥诮、辛辣的笑话、粗话和黑色幽默特别丰富。现代依地语文学以美国成就最高——在以色列,政府提倡国语即希伯来语,不鼓励依地语教育及创作;但据说近年有所改变——例如生于波兰的犹太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格(Isaac Singer, 1904-1991),他的波兰犹太人故事脍炙人口,充满了荒诞讽刺与神秘感,弥散着怀疑精神。所以,拿依地语来戏仿《迪克与珍尼》的儿童版美国梦,就格外犀利而别有一番“酷”味(cool)。
括号内的依地语便是德、希混合的一例:德语“不”(kein)加希伯来语(魔鬼的)“恶眼”(’ayin ha-rah),快读而成。犹太妇女说到什么好事愿景,比如小孩健康家人走运之类,常要加上这句避邪的话。在迷信功能上,跟英美人敲敲(或摸摸)木头,德国人说“unberufen”或者拉丁语“absit omen”的意思差不多:魔鬼(或厄运)千万别来! 然而魔鬼和上帝一样,是不睡觉的。他放过珍尼的宝贝孩儿,却把恶眼对准了外婆。哎呀不好(oy gevalt)!外婆中风了,跌倒在地,快叫救护车!全家手忙脚乱,把她送进了医院。珍尼打电话告诉哥哥和小妹。迪克正在陪客户打高尔夫球,说话逗人乐呢(schmooze):看,迪克——
他说了好多逗乐的话,手机响了才住口。“喂,我在schmooze,待会儿给你往回打。什么?妈出事了?迪克撒了球棍。 去医院路上,有一爿汽车旅店。迪克看见高尔夫球友汤姆的太太打扮得花枝招展,同一个男人搂着腰,笑嘻嘻地从旅店出来。心想:他们在开派对?什么喜庆事儿?他是在《迪克与珍尼》书里长大的,一点没往坏里去想。 萨丽呢,她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教书,开一门课唤作“犯规女权主义陶瓷学”。什么课?阿忒问。大人都笑了,害得他红了脸。 阿忒的父母是所谓“剑桥自由派知识分子”,孩子的教育比守持传统的人家“放任自由”,有些“成人知识”也不忌讳。譬如这戏仿版中,迪克他们后来碰上的一件尴尬事儿,许多家庭恐怕不会让小孩读:他们瞅见替人卖房子的斯坦利站在汤姆家门口,同汤姆亲嘴道别。萨丽不愧是教犯规女权主义的,笑道:怪不得他老婆跟人上旅店哪,汤姆是“同志”呀(gay)!做哥哥姐姐的还懵懵懂懂,以为小妹在说汤姆卖房子,得了个好估价而高兴(gay)。 结尾写得有点意思,小妹萨丽当了主角——我请阿忒过来做配角,念外婆的唠叨话: 外婆好些了,出院回家,请了一位牙买加黑人阿姨照料生活。萨丽觉得哥哥姐姐跟自己隔着一个世界,好无趣,就去陪外婆。外婆说:萨丽,你一点没变呢!萨丽说:妈,还说没变!我现在嘴上生毛,又胖又难看,是个大丑八怪(meeskite)!外婆笑道:真的不胖,你这人滋润(zaftig)些好。说着,拿起床头的全家福来端详。那是萨丽他们小时候照的,汪汪狗、咪咪猫跟噗噗小熊坐第一排,兄妹仨站第二排,爸爸妈妈笑盈盈的立第三排:瞧,他们多快活(freylech)! 萨丽指着照片叹道:妈,我早就不是那样儿了。世界变了,人也变了,坏着哪。我在“邀我约会”网站遇到的那些男人,一个个全是傻瓜(shlemiel)。所以我没劲死了,还超重!还有,我们那头儿是只笨鸡(putz,暗喻男根),我讨厌我的头发! 外婆望着萨丽:你一头金发,挺漂亮的。 萨丽几乎要哭了,她怪妈妈从来没有教她懂得,长大以后的真实世界是怎么回事。可是外婆说:亲爱的,我是依照我走过来的那个世界,把你带大的呀。 阿姨正在客厅掸灰,嘴里衔一支自个儿卷的烟卷。见萨丽一脸沮丧,就问:妈妈好好的,咋不高兴啦?你哥哥姐姐,你们一家都乐呵呵的。萨丽道:让他们高兴去,我不!我是生活在真实世界里的。可是我妈我爸从来没教过我怎么过日子,对付这一团乱七八糟(mishegas)! 阿姨把嘴上的烟卷递给她,说:来,吸口大麻吧(spliff),你会好过些。 萨丽坐沙发上吸了一口,嘘——美呀(oy mechayeh)! 阿姨道:都一样。谁长大了都得把父母教的那套丢了重学,才能出门。你以为,我跑来美国服侍那些白人老粪蛋(alter kocker),也是我妈教的? 萨丽点点头,觉得遇上明白人了。 语录念完,阿忒爸爸打开话匣子,说起从伊拉克撤军的种种传闻,大家便争论起来。阿忒领着小朋友去自己屋里玩了一会儿,回来插嘴说:我们去打伊拉克,也是妈妈没教好吗? Oy vey,他爸爸回答。那是一句万能的依地语叹息,在纽约常能听到,本义是:疼呀!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原载《南方周末》2007.2.7 韦纳、戴维曼(Ellis Weiner & Barbara Davilman):《戏仿版依地语迪克与珍尼》(Yiddish with Dick and Jane: A Parody), Little, Brown & Co., 2004。
2/7/2007 Snowing night in Maastricht![]() 今天快7点才下课,刚出法学院大门又碰到雨。于是慢慢走回家。走回家以后,发现窗外竟然纷纷扬扬地飘起了漫天大雪。
路灯下飞扬的雪花清晰可见,这是入冬以来马城最大的一场雪。
11/29/2006 Nullum crimen sine lege, nulla poena sine lege 今晚奋战的国际刑法教授的文章。。。Nulla poena sine lege IN INTERNATIONAL LAW &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谢谢郑戈教授的翻译俺才知道Nullum crimen sine lege, nulla poena sine lege这句拉丁法谚原来是罪刑法定的意思。
Nullum crimen sine lege, nulla poena sine lege
拉丁法谚讲习 郑 戈
英译:There should be no crime and no punishment without a (pre- 汉译: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 这一拉丁法谚是费尔巴哈提出来的。它涉及到现代刑法中的两项原则:罪刑法定和法不溯及既往。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说的一句话也遥遥呼应于这一法谚:“No law, made after a fact done, can make it a crime ... For before the
11/2/2006 冯象:谁写了摩西五经?——《摩西五经》译序冯象:谁写了摩西五经?——《摩西五经》译序希伯来语《圣经》的开头五记,犹太传统奉为上帝之法(torah,本义教导);“上帝口传,摩西手录”,所以名之为《摩西五经》。 摩西和佛祖、孔夫子、苏格拉底一样,是万世圣哲。但他又是勇敢的革命者和老练的政治家。经书上说,他发动奴隶起义,带领族人逃出埃及,流浪荒野,在西奈山立约教民,训练军事。几经挫折,最后走到约旦河东岸,击败当地土著,建立据点,获取给养,正准备渡河攻入迦南(巴勒斯坦古称),上帝却把他“召去”了:“耶和华的仆人依照耶和华的旨意,殁于摩押”(《申命记》34:5);壮志未酬,他没能踏上梦寐以求的“福地”。 然而摩西不愧为耶和华的先知。临终,他做了三件事:一是立助手约书亚接班,当着会众的面移交权力,以确保政治路线的延续(《民数记》27:18以下)。二是循祖制,以族长身份祝福以色列十二支族并预言未来(《申命记》三十三章)。第三,最重要的,就是将上帝恩赐的圣法逐条传授给子民,命其起誓,世代遵行。训示完毕,“摩西将律法(torah)写下,交给祭司……及以色列众长老,嘱咐他们:每过七年,到了豁免年的住棚节,当以色列全体集合于上帝耶和华亲选的场所守节时,你要向他们大声宣读此法。所有族人,包括男丁妇孺和各城客籍,都要召集起来聆听”(同上,31:9以下)。“就这样,摩西将律法一字字(dibrey hattorah)写在书卷上了”(31:24)。 按上下文的逻辑,此处“律法”应指先知的遗训(debarim),即《申命记》的主要内容,而非全部五记。但是古人相信,圣书一字一笔皆蕴含无穷启示;在经师们看来,倘若“遗训”跟“五经”用了同一个“法”(torah)字指代,上帝的意思,便是要摩西手录《五经》,并且他确实那样做了。 于是《五经》归了摩西名下。基督教继承这一传统,也奉《五经》为摩西的“律法”(希腊语:nomos,如《约翰福音》1:45,《罗马书》10:5)。因为耶稣曾明确表示:“你们如果信摩西[之律],就必然信我,因为他写的就是我”(peri gar emou ekeinos egrapsen,《约翰福音》5:46;旧译不通:“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还说:莫以为我是来废除律法或先知的,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成全。阿门(amen,本义坚定,此处为语气词,表示强调;旧译“实在”)我告诉你们:即便天地灭了,这律法也不会少掉一点一画,定将全部实现。所以谁若违背这些诫命中哪怕最小的一条,还唆使人效法,他在天国就会被叫作“最小”;但如果好好遵行、教人信守,在天国他就要称为“伟大”(《马太福音》5:17以下)。 “摩西手录”的信念,一直到十七世纪,启蒙理性和现代科学兴起,才渐渐动摇了。据说第一个提出质疑的,是英国思想家霍布斯(1588-1679)。接着,荷兰犹太哲人斯宾诺莎(1632-1677)又发现不少问题(布鲁姆/罗森堡,页20)。为此(以及别的出格言论),俩人大大得罪了教会而饱受攻讦,成了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异端”、“背教罪人”。但欧洲学术从此跨越了神学的樊篱,能够理性地思索提问了。比如,经文为什么多处重复讲述同一事件,包括摩西本人的经历,情节却每每抵牾?一些赞誉先知的文字,如“摩西这人极为恭顺,世上没有人及得上他”(《民数记》12:3;“恭顺”,旧译皆误作“(为人)谦和”,详见拙著《宽宽信箱/哪怕摩西再世》,北京三联待出),分明是旁人或后人的评价;耶和华“极为恭顺”的忠仆,他怎么会自夸?结尾记载先知去世、安葬和族人举哀、拥戴约书亚的情形,假如也说是摩西的手笔,就太玄虚了。
结尾“八节”,即《申命记》末章“摩西便安息了”(34:5)以下几段文字。归于约书亚所记,看作族人对先知的追念,跟“摩西手录”的篇章分开,就容易“说得通”了。至于八节之前的重复、矛盾之处,则可通过循环解读,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见《宽宽信箱/通天塔的教训》)。 十九世纪历史语言学的长足进步,奠定了现代“圣经学”的第一块基石(第二块是考古学)。代表性的一项成就,便是两位德国学者对《五经》作者与文本源流的考释。他们的学说,虽然一直有人提出质疑和修订,迄今尚无更加合理而有说服力的替代理论;因此学界引为通说,并以其姓氏命名,称作“格/威氏[片断汇编]假说”(Graf-Wellhausen hypothesis)。该假说基本证明了,《五经》不可能生成于摩西时代(公元前十三世纪中),也不是一个人或同一来源的创作;传世经文实为许多文本片断的汇编。这些片断,按其词汇语法特征、文体风格、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可以大致划出四个不同时期、不同渊源的文本传统,分别以四个字母表示:J、E、D、P。 起源最早的是“J”,因为该传统直呼圣名,称以色列人的唯一神为YHWH(德语念作:Jahweh,雅威),即耶和华。显然,当时子民还不知摩西十诫关于“妄呼圣名”的禁忌——《出埃及记》二十章的“十诫”属于“E”传统——觉得跟神往来、面对面说话也不是什么稀罕事。“J”的故事大约成文于所罗门王朝后期或南国(犹大)初年,即公元前十世纪下半叶。风格生动雄健,富于双关暗示,个性鲜明,极像是一人独著。《创世记》第二章起,伊甸园、禁果、该隐、挪亚醉酒、巴别塔等故事,都是他的手笔。《出埃及记》中,他管摩西立约之地叫西奈山。“J”还有一大特色:关注婚姻家庭和妇女命运(如描写主母莎拉与婢女夏甲、利娅与拉结俩姐妹之间,为了怀孕生子而明争暗斗),有时更凸显女性的视角(如利百加对爱情、寡妇塔玛对名分的坚定追求);笔下的女子往往比男人果敢、能干而有见识。耶鲁的布鲁姆教授曾著书猜想,作者是所罗门王的一位公主或宫廷命妇——不无道理,虽然难以进一步证实。 接着是“E”传统,比“J”晚两辈(古人四十年算一辈),成文于公元前九世纪下半叶的北国(以色列)。“E”不讲创世(或已失传),叙事从圣祖亚伯拉罕时代开始,以何烈山称摩西立约之地。文字凝重而强调道德,敬神,常以天使充当人神交往的中介,不直呼圣名而叫上帝(’elohim,神,复数表尊崇)。“E”的故事与“J”多有平行重复,如圣祖两次嫁妻、以撒夫妇假扮兄妹(《创世记》十二、二十及二十六章)。一些核心元素大抵相同,包括圣祖以下三代族长的顺序、子民出埃及与摩西领受十诫等。所以也有学者推断,“E”传统始于对“J”的修订,是北国作者对“J”故事的“颠覆”或重构。 公元前七二二(或七二一)年,北国为亚述所灭。难民南徙,各地祭司集中到耶路撒冷,“J”“E”部分融合,称“JE”。除了“十诫”和“约书”(《出埃及记》二十至二十三章),“JE”在整体上并无细致的律法规定。经文的教导大多诉诸人物故事,不尚抽象论说;相对于后起的祭司文本,受民间传说的影响较深,比如《创世记》里的“约瑟传奇”。 公元前六二二年,南国约西亚王(前640-609在位)推行宗教改革,在圣殿“发现”一部摩西所传的“律法书”(《列王记下》23:24),通说即《申命记》的核心部分。《申命记》(希腊语:Deuteronomion)的主体是摩西的三篇遗训,称“D”传统。风格自成一体,词藻富于感情,修辞性人称转换频繁,固定词组和套语多(便于记诵)。主题则是反复申说的一个真理:上帝拣选以色列为独一子民,故子民对上帝须绝对忠诚。“D”还规定耶路撒冷圣殿为惟一圣所,禁止在别处设神龛献祭;主张扶助老弱孤寡、族人外籍一视同仁的平等原则。这些内容都是约西亚宗教改革的成果,但此时距“以色列出埃及”已有六百多年了。 当时波斯帝国空前强大,一度征服埃及、觊觎希腊。史载大流士一世(前522-486在位)重修各邦旧法,命学者誊抄成卷,逐次颁行。犹太人遵奉的摩西之律,自然也适用这一政策。经文记载,亚达薛西一世或二世(前465-424或404-358在位)曾派遣宫中“精通摩西之律”的犹太祭司以斯拉(`ezra’)前往迦南,要这位“在天上帝的律法的书记”(sopher),“按照你手中所持上帝之智慧”选拔官员,审理案件,教育百姓。并且授权,若有违反上帝之法或国王命令者,一律严惩不赦(《以斯拉记》7:21以下)。一般解释,以斯拉手中所谓“上帝之智慧”,就是传世《摩西五经》。换言之,《五经》的各个文本片断最后汇编成书,应该不晚于以斯拉出使迦南之时;学者推算,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末、四世纪初。而那定稿的编辑便简称“R”(德语:Redakteur),很可能是以斯拉领导下的一个学者班子。 片断汇编假说的意义,不在其论证的细节。文本源流的考订,学界的争鸣大概永远不会停息。一些片断的归属、各个传统的分野和次序,肯定会继续探索下去。比如,紧接着《五经》的《约书亚记》,就有不少类似“J”“E”“P”的语言特征。而“D”传统的思想内容,更渗透了《约书亚记》以下六篇(至《列王记下》,民间故事《路得记》除外)记述以色列进占迦南建立家园的“历史书”(犹太传统称“先知书”)。有学者据此认为,《申命记》最初是跟“历史书”一块儿流传的,后来“R”为了编辑“摩西史诗”,才把它同前头四记“合并”,形成了《五经》。 假说的真正成功之处,是揭示了摩西传统中经文生成的一般过程与规律。由此出发,可以重新考察巴比伦之囚以前,早期耶和华一神教和以色列民族的形成及发展,乃至迦南周边地区的历史文化;毕竟,希伯来语《圣经》是古代近东文明留下的内容最集中而系统的一部典籍。现代学者对近东各地出土器物和文献的研究表明,《五经》记载的民情风俗、立约仪式、祭礼和律法,几乎都可以在两河流域、埃及与迦南找到旁证。而假说的强大生命力,便表现在它能够接纳新的考古成果、不断得到修正并回答新的问题。 对于解经之学,假说则标志着一次历史变革。那就是,通过还原《五经》文本片断的历史语境与文化生态,消解了传统神学赖以运作的语义无限循环的神圣阐释体系。假说问世,两千年来视为天衣无缝的神圣经文“再临”尘寰,成了“R”的汇编。诚然,那汇编之功,绝对是一次“再造原意”而“令人战栗”的伟大历史事件(德国批评家本雅明语,见《宽宽信箱/海枣与凤凰》)。但历史一旦为“受造之物”所再造,被夏娃子孙的“原罪”之体和“堕落”智慧所认识,神学即不得不退出了学术思辨。 这些道理,抽象谈论恐怕不易懂。下面就从我的译文中选一片断,《出埃及记》十四章“红海”故事为例,请读者看看,“R”是如何把两种同样主题但情节不一、风格各异的故事素材,交织成一段连贯经文的。两种素材分别来自“J”(正体字)和“P”(斜体字)传统,括号内是我的注释,节数后“ab”表示前后半节——
以上故事里个别语句的片断归属,专家意见有所分歧,这儿不必细表。但两个传统即使糅合在一起,经过祭司的精心编辑(再通过我的翻译),它们在内容风格上的差异,仍然隐约可见。关键是上帝拯救子民所降的神迹,保留了两种版本:据“P”传统(一说其底本为“E”片断),摩西按上帝指示举起牧杖(21a),波涛分开,露出干地,“海水夹道,犹如两堵高墙”(22)。以色列人穿行海底,安抵对岸。待法老的车骑冲到海底,摩西复举牧杖(27a),巨浪合拢,淹了追兵(28)。 据“J”传统,神迹却与摩西无关:耶和华降下一夜东风,惊涛让出一条干路(21b)。埃及军赶到海底,正是天亮时分,耶和华升起火云(24),埃及人大乱。海水塌下,淹没强敌(27b)。这“J”版本不言子民跨红海,应该是更原始的“记忆”。因为接下去摩西与族人谢恩所唱的赞歌(15:1以下),称耶和华为“战士”(耶和华本是战神/雷神,见《宽宽信箱/新郎流血了》),描述他降神迹淹死法老大军,也没有提摩西举牧杖和子民跨红海。而这支赞歌,实为同一章“米莲之歌”的展开与发挥。米莲是摩西的姐姐、女先知;那天她领着妇女手摇铃鼓,载歌载舞,欢庆胜利。一般说,口传作品总是越加工(演唱)越繁复,所以初始的版本往往要比后来的简短。“米莲之歌”只有两句,仿佛即兴演唱,属于希伯来文学最古的传世片断之一(15:21):
文本片断的发现、划分与归类,对译经也是一个挑战:不同传统的文本交织一体,片断之间的内容风格却未必协调,译文如何处理?确是一道难题。一方面,为了“信”,译文应当尽量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思想感情与风格特征。另一方面,译本的叙事节奏又不能因此受了阻碍,变得生硬艰涩。尤其对于普通读者——文学翻译的价值最终要由他们来裁判——太复杂的学术处理反而会影响作品的完整统一即文学性。我的办法,是用简短的插注说明片断的分野衔接及相关问题,同时在译文整体流畅、兼顾内容的前提下,设法再现圣书的语言细节,包括片断间内容风格的微妙冲突与呼应。这样的汉译《圣经》,过去没人做过,算一次实验吧。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包括《摩西五经》在内,希伯来语经文的许多篇章,在成文汇编以前,很可能经过长期的口传。口传作品的特点,多用具体情节来表达价值观或指示行为规范,而不太依靠抽象哲理。以色列的先知们谈论义人、罪人和善恶之辨,也极少抽象定义、逻辑论证。他们喜欢讲故事,唱歌,演绎历史,用丰富多彩的人物事迹来教诲、启迪民众。这跟欧洲民族的一些口传文学经典,例如荷马史诗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贝奥武甫》,在技法上是相通的。词根谐音、语句的平行对偶和套喻,乃至经文无与伦比的朴素圣洁,都是作品口耳相传、世代诵习的标识。所以,译文是否朗朗上口,我想可以做衡量译经成败的一个标准。 此外,口传作品常常是围绕一些中心人物事件,敷演而成的。“摩西史诗”的中心人物便是摩西。根据经文,摩西不仅是领导以色列人摆脱奴役、走向“福地”的民族英雄,他还是耶和华钟爱的先知同朋友、上帝之法的受赐者与颁布人。站在这一作品建构的“圣史”角度看,犹太传统把《五经》归在先知名下,将上帝之法称为“摩西之律”,就不纯是循环解读的微言大义了:通过《五经》,摩西的伟大人格成了耶和华一神教信仰的生动展现,以色列民族精神的理想化身;或如《五经》结尾,“D”作者的不朽名句(《申命记》34:10以下)——
二〇〇五年四月,原载《读书》9/2006 《摩西五经》,冯象译注,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6.10。 10/15/2006 林徽音给沈从文的信 "我认定了生活本身原质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体验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近于神话理想的快活,以下我情愿也随着赔偿这天赐的幸福,坑在悲痛,纠份失望,无望,寂寞中捱过若干时候好象等自己的血来在创伤上结痂一样!一切我都在无声中忍受,默默地等天来布置我,没有一句话说。" 9/5/2006 听得秋声忆故乡 睡前读到姜白石诗:
荷叶披披一浦凉
青芦奕奕夜吟商
平生最识江湖味
听得秋声忆故乡
启功先生曾说:白石道人诗无败笔,足冠南宋。姜白石以词出名,以前读白石词,不觉得有多好。然而今夜遇到的这首诗,却让我一读再读。他的诗果然更好。
8/28/2006 诸好友:诸好友:
初到荷兰,一切平安,请放心。行前在京行程匆忙,未及按计划与君相聚,甚歉。幸好来日方长,相聚有日。
马城历史人文风景独异,颇喜。待一切安顿好后可发照片与君共享。欧陆已是一片秋意盎然,天渐凉,还请各位善自珍重。
但愿 长岁静好
思璇 字
8/9/2006 (转载)安妮宝贝城市画报专访 这几天睡前读的是《莲花》。安妮宝贝的东西从大一开始断断续续读,至今有印像的是《蔷薇岛屿》。那些穿这白色棉布衣服女人,像是永远潮湿的空气里,在黑暗中兀自开放的花。那是除了杜拉斯的《情人》以外惟一读过的有关越南的作品。从《蔷薇》到《莲花》,发现以往那种黑暗矛盾挣纠缠少了,物质脂粉细节不见了,作品整体逐渐趋向澄明,隐隐内含光,和力量。前天读到城市画报上对她的长篇专访,印证了我的看法。
访谈中她说起“简洁朴素只有从繁华热闹里蜕变而出,才具备真味,最为长久和真实。一开始就简单,只是贫乏。那完全是两个概念。”啊,对了,看山看水,就是这个东西。而这种蜕变是需要自省的。想起杨绛先生说的:“人能够凝炼成一颗石子,潜伏见底,让时光像水一般在身上湍急而过,自己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
昨晚从湘江大桥上走过,有很好的月色。风吹在脸上,两个人推着自行车走着,有时停下来在桥上看一会月亮。不怎么说话,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下周末就去北京了,到时又可以去后海看月亮了。不知还能不能在午夜的银锭桥买到串成一串的茉莉花。
开篇:
与《兄弟》引起种种评论的热闹景象不同,《莲花》很“安静”。购买、阅读、评论似乎都以窃窃私语的方式进行,像是事先有过隐秘约定的阵阵暗涌。 关于安妮宝贝的作品,一些善于发表评论的人选择了沉默,还有一些人则在几年前就迫不及待宣布它们缺乏生命力,能够“热销”不过是仰仗着天时地利的“昙花一现”。 然而这“昙花”开的真是长久。几年光阴下来,居然蜕变成“莲花”。 因为工作的关系,与安妮有过一段时间的邮件往来。印象最深刻的是她从不轻许诺言,一旦应允的事,必定提前做好。这让我相信所谓“信赖”其实源于一点一滴的细小累积。 同样的情形,也可以对应于她和她那庞大而隐秘的读者群之间。她和他们应该存在着某种形式的相互信赖。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可贵之处。 2006年5月29日晚,跟安妮约定的采访时间。谈话在略显嘈杂的吸烟区进行,涉及的话题从写作到饮食,即便相信所谓真正的沟通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两人仍尽力而为。
开篇:
安妮:适当的烟和酒是生活的乐趣。它们会带来心理的安慰,未必要完全清除掉,只要不上瘾就行。 画报:不会上瘾吗? 安妮:可以控制。那些吸烟成瘾的人,总是睡觉一醒来就会抽,我不会的。 画报:最看重自己作品的什么品质? 安妮:作品承载作者的精神世界和哲学观。所要表达的东西会涉及到对人性和事物理解的各个层面,读者需要渗透表相,感受内在。我觉得自己的文字,在体现和保持的是一种自决,内省、敬畏和警醒。它像一个人穿越漫长黑暗隧道追逐光带内的过程。这应也是我的读者会从第一本书跟随到目前第七本书的原因。 如果是那些只注重趣味和刺激的读者,他不会选择来看我写的小说。好的作品应该雅俗共赏,老少皆宜。 但目前,读书界对畅销书尚持有偏见和狭窄的误读。 画报:摄影作品呢? 安妮:摄影对我来说,并非是一个需要技术或设备的特定功能,而只是一种用来记录的方式。一些看起来粗糙任意的图片,连接内心深处的小天地,在那里有着对时间和回忆的热爱、珍重和纪念。现在很多人会想要评论或者占有或者利用身边的事物,却不懂得毫无功利心的欣赏。不懂得如何去发掘、观察和收藏那些细微和静默之外的美好。 画报:安妮对“上进”“励志”这些词语以及它们所代表的生活态度持什么观点? 安妮:人必须要做事。以前回复一个读者的疑问,说过类似的观点。简单地终结或逃避掉一件事情,尚不算勇气。在结束旧的拖累之后,如何担当起新的建立,才算完整。如果只是想轻易地获得自由,却根本不具备担当的力量,那么这自由只是一厢情愿的轻率。这担当包括历练人事,奋力工作。这些都是根本。所以你可看到有些人始终都是在发牢骚,抱怨寸步难行。有些人默默做事,日渐精进。个人修行是表达在很多方面的。一方面会体现在控制你的欲望,另一方面是你要努力的做事,通过做事,对你身边的人和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才能尽到责任。独善其身并不足够。 画报:这其实是很积极的人生态度啊。 安妮:对,它并不消极。 画报:好象你现在比较喜欢看自然史方面的书籍? 安妮:对。想学习和获得那些看起来貌似无用但有无限精妙有趣的知识和真理。我喜欢天文、地理、生物、考古、人类学、心理学、宗教哲学等各个方面。阅读相关书籍,会令人觉得时光飞逝而内心静寂。 画报:可不可以理解为这也是一种“反城市”的态度。 安妮:也许可以。你不能把大部分时间都消费在这个城市的结构上面,百货公司,夜总会,各种消费场所等等。被那些虚假繁荣或浮光声色占据太多注意力,就会被它们所左右。要有自己的选择。其实现在对传统文化的东西更感兴趣。比如《论语》、《老子》、《孟子》,这些书,都是重新在读。包括一些闲杂的明清笔记之类,包罗万象,什么都有,小到生活中的琐碎细节,大到对整个宇宙和生命的理解。都是惟独中国才有的精神财富,它会令人觉得为此而自豪。古书里其实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哲学观和世界观。古人就如同给我们搭好了一个结构非常完美的房子,里面应有尽有,但我们大部分人置身其中却不觉得明朗。 画报: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所谓的“城市生活”产生了警惕? 安妮:在城市中生活越久,你就会发现它的很多畸形之处。比如现在越来越喧嚣的娱乐化倾向。很多电视节目、报刊杂志、书籍、市场.......挖空心思把一切要素组合起来,制造貌似生鲜刺激的材料,兜售给大众,使他们亢奋。我也曾见到过自己被作为某种道具,与另外几个道具一起被登上某某生活周刊的娱乐版,且标题耸人听闻,类似“上帝保佑发疯了的人民”。也许每一个公众任务都会遭此强暴式的待遇,被用来娱乐大众,而且你不能回击。但是它们会令你产生疑问,那些通常还戴着所谓的知识分子人文面具的杂志或报纸,他们如此热衷于制造娱乐取悦读者,用娱乐解构和贬低一切,他们是否依旧意识和具备着最基本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标准,是否对社会和人群起着一个正确的引导作用。他们想给予读者的到底是什么? 上帝又该如何来保佑这些发疯的媒体和文化传播者?娱乐化使人不能尊重他身边的这个世界,无法抵达它的深度,被表面的庸俗乐趣所主宰。它们使人群迷失自我反省的能力,丧失独特的创造个性,只有复制能力和急功近利的欲望。这恐怕是现在城市文化里最大的诟病。也是每一个文化创作者所应该反省的职责。 必须要拒绝制造娱乐和被娱乐。这是我的态度。 画报:安妮以前作品中,物质是“有热度的”,是“详细的”,但是在《莲花》中,我感觉它们与诉述者的关系更远了,似乎叙述者不再像以前那么关心它们了。是这样吗? 安妮:我写作的阶段性很强,读者和外界不一定能清楚抓住我的脉络。外界有一部分眼光可能直到现在,依旧在用我早期作品的状态在做衡量和评断,这也是很自然的存在,因为有时候你在变,但阅读的人依旧困守原地。这是一个缓慢过滤的过程。对我来说,这七八年的写作,就仿佛一条漫长的生命跋涉的旅途,其中收获,只有内心体会,但已经逐渐清朗。一些观察和理解事物的角度和深度在发生变化。对物质的态度,早期作品里会有兴趣去写人物的穿着,吃喝玩乐,对细节有迷恋。我有恋物癖,喜欢玩味和欣赏不同的物品。《莲花》的不同之处是,书里面的人选择了简单和真实的生活。那时他们经理过繁华以后才能够得以获得的路途。简洁朴素只有从繁华热闹里蜕变而出,才具备真味,最为长久和真实。一开始就简单,只是贫乏。那完全是两个概念。 画报:而且似乎对物质的占有欲也小了很多? 安妮:从西藏回来以后,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适应城市生活。每天晚上会忍不住要下楼走一段长路。很少出门交际,除了必要的生活品,没有其他消费。我不关注时尚或奢侈品。但有时候会买一些质地精良的物品,因为认同设计师的审美,欣赏它会有愉悦。我不介意把一条昂贵的丝绸裙子与一双便宜的球鞋搭配着穿,会觉得舒适。人要有一种对物质自控自如的态度。因为物质的力量强大,对城市里的人来说,会是一种麻醉,让你觉得可以暂时回避和忘记其它的问题,获得轻易的短暂满足。当我在工作的时候,根本不愿意上街及购物。 画报:你会这样想,跟去西藏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吗? 安妮:应该没有。其实是生命到了这个阶段,对物质的占有欲以及价值观等都有了变化。生活简单朴素一些,自由度和空间反而会很大。去雅鲁藏布江峡谷的路途上,我发现自己可以连续很长时间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不听新闻。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而且你发现生活还在继续,并没有出现任何缺失。与世隔绝的那十几天,内心反而会更清透丰富。 画报:“自省”是安妮作品很大的一个特质,但是安妮自己也说过:若对自己太多自省,触摸到的生命之深渊,便更暗、更长。那么,究竟怎样才能维持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安妮:探索和挣扎在追求平衡的过程中,这个动态大概就是在维持平衡的状态。我们生命中有很多问题是不能得到解决的。比如一些隐秘的黑暗面,其中的困境以及种种困惑,它们难以被解决,但是你要有直接面对它们的勇气。我曾经在一本小说《福楼拜的鹦鹉》里面,看到过一段话,说如果你理解凝视脚下黑暗的深渊能使人平静,那么你就不会往下跳。这是一种凝视黑暗深渊的能力。所以,我想,也许站在悬崖边缘与它对峙,就是平衡。 画报:可是你试图在《莲花》里寻找答案? 安妮:没有答案。《莲花》里面没有答案。里面的三个人虽然看起来似乎是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但是那其实都是很顺其自然的归宿,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他们自己争取到的。只能说他们各自都有了一个被安排的结局,但是这不能算做是答案。 画报:肯接受这种安排就是一个答案吧?感觉上跟命运和解了。 安妮:是跟命运心平气和的态度。和解有妥协的以为,但《莲花》的态度里面没有妥协,它有理解之后的接受。 画报:《莲花》中内河的“死”,较之安妮其它作品里的“死”,更安静而明亮。我想知道安妮在现在这个阶段是怎么看待“死亡”这个问题。 安妮:我觉得生、死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它们互相同意,并不矛盾。《莲花》里的死亡显得平静自若,因为他们遵循某种力量推动的轨迹,自然地走到了这一步,这就是最后的解决方式。它在此刻对他们来说,是适宜的,公平的。 人应该正视死亡的问题,不用逃避,也不要看得过分的严重。我总觉得在人的生活中,应该有见到尸体的经历,亲眼见到,甚至亲手摸到,它会使你警醒,让你知道死亡到底离你有多近。这个近,并不是说我们要去选择它,而是要意识到它是生命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它带来威慑,使你对时间对生活有更多警惕。我们并不是总有时间做很多浪费和后悔的事情。 画报:《莲花》中善生的经历让我想知道你怎么看待个人与血缘宗亲之间的关系? 安妮:父母永远都是希望能控制自己的孩子,让孩子在自己的控制和保护之下。离开父母,自己出来生活。虽然开始会有很艰难的过程,但是最后还是有勇气做到了。而且如果你能够做好事情,能让自己成熟有力,反而会更有能力回馈给家人。 画报:很多人说安妮的作品越来越不强调故事性。 安妮:我从来不认为小说就是用来将故事的。它如果被当作一种纯粹的文体被尊重,就会具备一种复杂的形式。也许它会需要涉及到各类学科的知识,有结构和叙述的挑战,需要注意语言节奏和意境氛围。需要反复思量,尝试,调整。它是一个宏大的工程,有理性端正的架构,以感性结实的血肉映衬,包括很多元素,精神的,情感的,哲学的,情绪的......它有需要背负的重量。不仅仅是情节,也不仅仅是语言。 我的小说会倾向把故事性弱化,注重内心分析和观察。如果能够深入行进,文字会获得通往他人内心的路径,与它的阅读着之间发生关系,它会被喜欢和尊重。现在的很多小说可能故事很精彩,跌宕起伏,浓墨重彩,但是它们跟阅读者之间不能进行沟通。它不够有力。 画报:这应该不是你刚开始写作时就意识到的? 安妮:是慢慢清楚和坚定下来的想法。最早期的作品,也许看起来也只是一些简单的小故事,但那些小故事已经带有雏形,它们当中隐藏着对人的内心非常直接和执拗的,一种探索追究的意愿。 画报:“故事的弱化”,是经过这些年不断的写作之后,自己做出的选择吗? 安妮:不是选择。我经常觉得人不能选择写作及如何写作,只有写作才能来选择从事它的人以及他从事的方式。写作是一件非常单纯的事情。我一般写到哪里就是哪里。有时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写完一本书之后,如果需要重新再写一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把它写完的。似乎是另有一种力量在控制和代替着我来写。 画报:在安妮的作品中,“爱的发生”是一个相对简单的过程,而折磨人的部分往往是相爱之人的“相处的方式”上,安妮认为呢? 安妮:爱情是感情的一部分。我的小说更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发生,以及这些感情的属性。在《莲花》这样的后期作品里,几乎连一处性爱的描写都没有。 写作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对这方面可能持一种消极的态度: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始终有疏离和坚硬的本质,很难靠近,也不能互相理解。如果彼此因为各种不同的目的而发生关系,那么就会有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和不能解决的痛苦存在。不论是否相爱,只要是人与人的相处,就要面对这些问题。 所谓完美的人际关系我觉得是不存在的。我相信每一个人不论身份地位如何,内心都会有不可消解的残缺和阴影所在。只不过大部分的人在正常生活中,都不会把这种痛苦拿出来示人。就好象有很多读者会对我说,我非常喜欢你的书,但我不愿意告诉别人我在看你的书。我想他在回避让别人接触到他内心的那个真实而隐秘的存在,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有脆弱和挣扎,另一方面他又非常需要沟通和理解。这是一个小小的坚硬的内核,隐藏在血肉深处。它是黑暗的。 画报:安妮跟一部分读者之间似乎一直都有比较好的沟通,这种沟通对安妮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安妮:读者的这些问题,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没有必要去回答的,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内心的深度讨论的层面,他们会称之为故作姿态,并加以误解和攻击。即便如此,我依旧会继续。如果他们发问真诚有理的问题,在我的能力许可范围之内,我会回答。如果有些问题连我自己都看得不是很清楚,就不会贸然答复。这是我对他们的尊重。这就跟我们在公众场所里让座,随手帮助别人一样,替别人解答困惑,是对身边人可以有帮助的事情。每个人的社会角色不同,但都应该具备“利他”的意识。 画报:安妮对自己的身体持什么态度? 安妮:我觉得人要健康的生活。所谓健康的生活,就是我们要吃单纯的、干净的食物,喝品质很好的水。你不必吃的很豪华,很丰盛,但是应该很清净,很健康。要有好的睡眠。有时要有意识的运动锻炼。要有节制。我已经很多年不吃薯片、话梅这一类的零食,不喝可口可乐。这好象是身体自己的要求,会自然而然的吃简单的食物。少吃肉,多吃蔬菜、水果。 画报: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选择“干净”这个标准来要求食物和水,其实也是蛮奢侈的。 安妮:这其实是一个选择。比如同样是200块钱,可以不去餐馆吃饭,自己去集市买菜来做,就可以买一箱子很好的天然矿泉水。你肯定要有所选择。我选择的很少,但是精良。 画报:现在的生活状态下,有足够的安全感吗? 安妮:其实大部分人都没有安全感。包括一些有钱有地位的人在内。如果安全感这么容易获得,可能宗教的问题就显得简单了。安全感很难由外界给予,一定要自己内心给予,但它不是说给就给,也不是给了就不会变化。它会显得异常脆弱。 一些修行良好的人,我相信他有安全感。这样的人我在生活当中还没有碰到过,但是我相信会有的。而身边这些生活在常态里的人,安全感通常都是通过外界给予的一些评定获得间歇性的安全感。安全感需要强大的内心修炼。怎样面对自己,怎样控制自己,这永远都是问题。 画报:我看到你尝试过很多工作,感觉上是你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方式跟世界相处? 安妮:我尝试过很多职业。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还有自己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一方面可能是在寻找,看看有哪些东西可以满足我内心的需要,另外一方面也许是很想知道哪一种生活才是真正的适合我。我愿意去尝试不同的事情,愿意开始去做。 现在开始慢慢变得简单。可能一个念头出来,它就会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我生活中很单纯的一个内容。 比如我很想做一些民间的采访、记录,写些非虚构类的书,记录下来一些被别人遗忘的或者忽视的手工艺或民间文化的内容。这种操作单打独斗会比较艰难,但如果有可能做,我会为它跋山涉水。我愿意尝试。 画报:这种计划的实施其实是仰仗于很理性的准备的。做计划的安妮跟写小说的安妮是不是很不一样? 安妮:没有啊,我的小说也是很理性的。只有它足够理性,才能够对读者有说服力。 画报: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 安妮:我没有觉得应该对生活满意。只是觉得走到了这一步,你在做着当下的事情,过着当下的生活,这是有道理所在的。需要心平气和的接受此刻的生活。而且我相信它不会一成不变,生活会有有趣的事情发生,会有奇迹发生。只要你活着,你走到这里,走到那里,就会有事情发生。勇气和天真会让这些奇迹发生在期待着它们的人身上。 画报:回忆过去的时光,你通常最容易想起什么时候的事? 安妮:童年。我在离大海很近的山村里有过一段童年经历,后来被带到城市里接受教育。因为幼小的时候,曾经跟蓝天、高山,各种植物都很亲近,每天可以闻到泥土的味道,它会成为内心的一种基调。童年是人的精神故乡。比较枯涩的可能是从少年到二十几岁这个阶段,但我向来认为青春就是黑暗残酷的。那时你会感觉跟这个世界和人群格格不入,一种无法融合无法消解的距离感。会辗转反侧,想自己应该去如何生活。 画报:北京和上海都是曾经生活过的城市,能比较一下吗? 安妮:北京很冷漠,很开阔,你生活在里面,人与人永远都有距离感。你不会感觉自己彻底融入到城市里面,而是像一颗棋子在棋盘上走。这种人与城市之间的疏离感我觉得很重要。你可以很安静很自我地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 它没有那么非常明显的物质化倾向,它可以允许不同生活方式的存在。上海的价值观念比较统一,所以略显得沉闷。不过我希望自己以后能生活在一个僻静的山村或小镇里,打开窗就能看见高山白云,看见蓝天大海。以后应该要能够离开城市。 画报:你会害怕时间流逝吗? 安妮:只要是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时间带来的回忆和历练,都是财富。即使有选择,我也不会愿意回到12岁,或者20岁,我更喜欢现在的自己。我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越变越好。 画报:这个“好”是指? 安妮:更通透。更善良。更洁净。更有力。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能够明确自己的生活。 画报: 书架上有重复的书吗?有一次买两本同样书的经历吗? 安妮:有的。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重复买了,因为买回来之后忘记读,塞在了书堆里,一次又看到,觉得很好,不知道已经买过了,就又买了。没有一次买两本的经历,因为我对喜欢的书独占心很强,不愿意送书给别人。 画报:给自己书架上的书做简单分类,比较多的是关于哪些方面的书? 安妮:考古及古玩收藏,天文,地理,生物,哲学,心理学,宗教,国学,明清笔记,电影和艺术类,以及欧美小说。 画报:最近常看的书是什么?它在书架上吗?如果不在书架上,它在哪里? 安妮:最近看英国作家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同时看《敦煌学概论》。要读的书会放在床头和桌子上。 画报:书架上被阅读不止一次的书多吗?是什么? 安妮:有。《老子》、《庄子》,佛经和犹太教的书籍,需要一再阅读。它们能让人安静。 画报:有没有很喜欢一本书,它曾经在书架上,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它现在不在了呢? 安妮:没有。我对自己的书极其保护,不借给任何人。 画报:如果有可能,你想看到谁的书架? 安妮:我对任何其他人的书架都很感兴趣,以便能参考一下是否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书。 画报:曾经对你影响很大的一书是是?(不一定在现在的书架上) 安妮:《圣经》 画报:通常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看书? 安妮:晚上睡觉之前,看书较有注意力,有时候会在上午或下午,集中阅读一本书。 画报:在自己的房间里,有固定看书的位置吗? 安妮:有。床上。书房的窗边沙发上。 画报:对个人来说,最舒服的看书状态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安妮:睡觉之前看舒服。出去旅行的时候飞机上也看。 画报:哪些书对自己的写作风格有比较大的影响,它们现在在书架上吗? 安妮:在。《圣经》。 画报:怎样看待书与看碟这两件事的关系? 安妮:它们是我生活里的固定内容,给予精神养分的。如果有几天没有看书看碟,感觉人会有干涸感,会觉得略有焦躁。 (《城市画报》2006年NO11期,6月9日出版) 7/31/2006 终于买到了《八十年代访谈录》,大喜。 今天一直在挂念着许知远这篇关于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的《吾国吾民》。下午终于买到了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大喜。从咖啡馆一直看到家里,再至深夜,依然无丝毫睡意。感觉到心里那个十七岁时狂热地迷恋上中国近代史的女孩子又复活了。五年前那本厚厚的历史笔记的扉页我曾经写过一段题记,开头是仿佛有“翻开中国近代史,百年中国,思悠悠,恨悠悠······”等句,云云。可惜那本笔记现在已不知所踪。
师兄明早要开庭,我想他已经睡了,但还是忍不住兴奋地告诉他。结果半夜一点半竟然收到他的短信。幸福感大大超过了负疚感。呵呵。
还是不想睡觉。索性坐到了桌前。今晚就挑灯夜读了,娃哈哈。等将来有了自己的房子,读累了还可以秉烛夜游吓鬼玩,哈哈。阿弥陀佛。
许知远:吾国吾民2006年:中国纪事
吾国吾民
许知远=文
2006年7月13日
我在书桌前,坐立不安,头脑中被杂乱的碎片所充斥。我要开始为金融时报FT中文网写一组专栏,主题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中国。我今年正好30岁,出生的1976年普遍被视作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毛泽东、周恩来与朱德都在那年去世,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处于崩溃的边缘和新生的前夜。
我的个人经历在某个浅薄的程度折射了这三十年中国的变化。我出生在江苏北部一个小乡村,父亲那时是铁道兵一名连级干部,在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之一的吕梁山区修建铁路。他的运气不够好,尽管在县城里成绩优异,却无缘上大学,当兵是这些农家孩子摆脱出身的唯一出路,在彼时,解放军是国家的骄傲,不管是保卫边疆,还是在山沟里铺设铁轨。 我在1983年来到北京。在邓小平决定裁减的100万军队中,铁道兵首当其冲,父亲脱下军装,成了铁道部的一员,幸运地分配到了首都。我对于八十年代中国的记忆甚少,印象里那是个充满着朝气的年代,女排获得世界冠军,知识分子在《河殇》里探讨中国命运,而街上则有了红裙子与牛仔裤,农民获得了在自己的土地上种什么庄稼和怎么种的权力,没人怀疑执政党, “小康社会”比起昔日伟大的革命理想,更令人憧憬…… 1989 年5月时,我恰好住在长安街旁,整天为能否考上重点中学忧心忡忡。电视里不断播放军车被烧、学生占据天安门的报道。我记得班里的一名女生,住在长安街的另一边,为了让她正常上学,两名男生每天去接他,他们三人都看到了长安街上燃烧的火堆。在我的青春期,政治的冷漠是社会的普遍情绪。1995年进入北京大学时,蔡元培时代的兼容并包早已是昔日的传奇,甚至八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气质也消失殆尽。大学正变成了一个流水线式的加工厂。我们被教育成一个讨人喜欢的工作者,年轻人对诗歌、理想失去了兴趣,IBM与宝洁公司招聘会上人头攒动。大学不再是新思想的实验场,而是工作前的培训中心。 告别大学生活前,一场dot.com席卷了中国城市,它可能是我这一代人最浪漫的经历。硅谷的技术天才正像是鲍勃·迪伦与麦克卢汉的继承人,《连线》则是新时代的《滚石》,他们都把旧世界撕开了一道裂缝。我们都是全球化毫不保留的拥护者,我们理解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且颇为自得的认定,我们与那种浅薄的美国推崇者不同,它不仅是麦当劳、可口可乐与好莱坞电影,更重要的是,它有林肯的政治理想、爱默生的个人主义和哈佛大学的自由教育。 毕业前,我成为了一名dot.comer,第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母亲一年的收入。网络泡沫破灭了,我又成了一名新闻记者,中国的出版物不再仅由官方控制,一些以市场基础的报纸、杂志,正学习用《纽约时报》、《商业周刊》的口吻报道中国。在1999年至2003年的几年中,我被一种强烈的乐观情绪左右着。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伟大的故事,它保持了四分之一世纪的高速经济增长;全球化与信息革命使得我毫不怀疑自己正与纽约、伦敦、东京的青年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听同样的音乐、看同样的电影,用同一种Windows操作系统;市民空间日益扩大,新兴的中产阶级可能将最终导致一个民主中国的出现……我相信,中国必然将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成为类似美国那样的国家,以至于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轰炸时,我没有太多愤怒,并且怀疑游行的队伍的真诚性——我知道我的同学们都在拼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 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这种乐观情绪的消失。过去20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迷信过各种东西,我们迷恋过市场,迷恋过技术,互联网将导致信息的自由流通,将打破政治权力对信息的垄断;迷恋过消费主义,它将消解极权主义…… 但是,一切的结果都与我们最初想象的不同。一个外来者与生活其中的人对一个社会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我对于中国的乐观情绪,很大程度受西方报道影响。那些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时代》的记者和到访的政要,他们住在北京、上海的五星级酒店里,看到新建的高楼大厦里、宽阔的公路,交谈的则是一小群中国的全球化了的精英,他们总是在谈论中国庞大的市场、令人惊讶的劳动力储备,中国的官员们的效率体验在对经济增长的迷恋。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商业力量从所有的伦理、政治、文化束缚中摆脱出来的中国,一个不顾一切要生产与消费的中国。 但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却必须承担另一些东西。中国已成为一个价值失衡、庸俗、焦虑的社会。为中国人提供内心安定感的因素大都已消失,传统早已失效,不管是儒家思想,还是共产主义理想。但新的价值观则迟迟未来,北京街头与华北乡村的墙壁上,粉刷着各种新标语招贴,让人想起文革时的口号,往往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知识分子则在过去十年的社会变革中,彻底失语了,政治上冷感,更无力应对市场变革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就像托马斯·卡莱尔所说的,金钱是这个社会唯一的连接点,更糟的是,金钱还并非是那种 “利润面前人人平等的金钱”,在大部分时刻,它与政治权力紧密相联。 一种讥讽一切的犬儒主义已盛行,人们不愿意严肃地谈论任何话题。在谈论中国社会旺盛的生命力时,我们会发现,这种生命力中缺乏生气勃勃的成分,更多是一种没任何禁忌的嚣张。 整个20世纪,国人用各种主义、各种理论解释中国。但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总是被这些抽象的主义所吞噬。历史的连续性、日常生活的细微性、个人的命运,总是被历史洪流冲刷。以至于,作为一个30岁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青年人来说,谈起自己国家时倒像个陌生人。我经常怀疑,我对大英博物馆对面那几家小书店的熟悉程度,可能要超过我对北京南城的理解。 但的确到了这样一个时刻,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必须从他们的角度来描述与解释自己所生活的国家,这种描述与解释正是这个社会目前最匮乏,因为对自己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深感迷惘,中国社会正陷入一种深重的焦虑中,对于物质的崇拜难以长期充当这种缺乏价值的替代物。 “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 在介绍林语堂1935年出版的《吾国吾民》中,美国作家赛珍珠写道。整整七十年过去了,我们不仅没有进步,甚至大步后退了。整整七十年中,仍没有人比林语堂更从容、有趣、兴致昂然的描绘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我无意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专栏作家,告诉你中国现状如何,有何种解决方案。以后的专栏系列,更像是一种个人的经历、经验加上观察,它激起的头脑风暴可能比它提供的清晰分析更多。但它的确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看待自己国家的真实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困难重重并可能注定失败。但每个社会乃至每位个人,不都是在对自身命运与境况的探讨中,获得生活之意义吗?
7/29/2006 冯兰瑞 应松年 姜明安 张思之 茅于轼 吴思 就陈光诚被捕事件致胡锦涛总书记及中共中央常委的信
尊敬的胡锦涛总书记,尊敬的中共中央各位常委: 我们是关注中国法治建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现就山东沂南县东师古村盲人村民陈光诚被捕事件,向你们反映情况,表达我们的看法和建议,恳请你们出面纠正山东沂南县的错误做法。 2006年6月10日,山东省沂南县公安局以陈光诚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名义刑事拘留,6月21日批准逮捕,现羁押于沂南县看守所。 我们认为,山东沂南县拘押陈光诚的做法,歪曲了事实,违背了法律,违反了情理,破坏了政权形象,危害了国家安定,影响了长远的国家利益。 我们先将陈光诚事件的有关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陈光诚1971年11月生于山东省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1岁之前因病发高烧导致双目失明。1989年开始在临沂盲校读小学,2000年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同时自学法律,为残疾人和当地村民维护合法权益。他曾经两次到北京上访,得到上级的支持取消了当地残疾人承担的不合理的农业税费,终止了村里违反国家政策的“两田制”。曾经联合周边上万村民的签名,通过诉讼,关掉了污染河水的造纸厂。曾经在北京起诉地铁公司并打赢了官司,维护了残疾人的合法权益。2003年陈光诚入选“国际访问者计划”,被邀请到美国访问了十几个城市,年底被临沂政府评为临沂市“十大新闻人物”。 从2003年到2005年,陈光诚帮助村民打了一系列行政诉讼,维护了乡亲们的权益,同时也得罪了地方政府,2005年春季陈光诚揭露临沂计划生育运动中的大规模违法事件,他受到当地政府的打击报复。 因为之前计划生育工作排名全省倒数第一,临沂市在2005年春季发动了一场“计划生育运动”,他们采取了“连坐”、“办学习班”等方式抓捕关押殴打了很多无辜的村民,苍山县有的村民甚至被殴打致死。面对大量的违法现象,陈光诚来到北京寻求帮助。9月初,国家计生委派人到临沂调查。9月19日,国家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政法司司长于学军就临沂计划生育有关情况的初步调查结果发表谈话,承认临沂市个别县乡有关人员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中,确实存在违法行政、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并称,有关责任人已“被免职、被拘留或立案侦查”。 几乎与网络传播和国家计生委介入的同时,陈光诚的家受到地方政府的监控。9月初,陈光诚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数十个政府雇来的人日夜围堵在陈光诚家四周以及通往东师古村的各个路口,他们切断了光诚家的电话和网络,在他家安装了手机屏蔽仪器。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和他们出生几个月的女儿也失去了人身自由。 2006年2月6日和3月11日,东师古村村民和非法限制陈光诚人身自由的看守们发生了两起群体性冲突。其中,2月6日的冲突起因是看守们殴打了村民陈华,陈华的奶奶与政府官员争吵时休克,政府的车辆拒绝救人,村民一怒之下把车玻璃砸了,推到了沟里。3月11日的冲突是因为看手们殴打了村民陈光雨引发了众怒。陈光诚在村民的帮助下来到公路边要去县城找领导说理,受到阻拦,双方的冲突阻止了公路车辆通行。地方政府根据这两件事情给陈光诚定了两个罪名。从3月11日起,陈光诚被警察带走了。一开始他们给光诚家里一个“传唤通知”,后来却不承认他们抓了陈光诚。直到6月11日《沂蒙晚报》发布了一条短消息,称陈光诚“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被刑事拘留。6月21日,陈光诚被批准逮捕。法院通知律师将于7月20日开庭。 我们认为,从基本常理出发,指控一个正在被软禁的双目失明的人犯“故意毁坏财物”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两起冲突都是地方政府的非法行为所引起,一个维护残疾人和偏远乡村村民权益的盲人遭遇这样的打击报复是极不公正的。 我们认为,随着中央不断推动中国的法制建设,百姓的法律权利意识日趋觉醒,他们开始自觉利用国家颁布的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从建立法治国家的角度看,人民法治意识觉醒和依法维权行动的出现,是国家长期推进法制建设的重大成果,十分有助于社会矛盾的法律化解决和社会的长期稳定。陈光诚就是一位法律意识觉醒并依法维权的具有代表性的残疾人维权人士。但我们也不无遗憾的看到,一些地方官员受封建政治传统影响太大,他们将自己视为地方土皇帝,不允许百姓依法监督和约束他们的执政行为。他们法律意识淡薄,缺少执政的长远眼光和国家意识,不考虑民众反应和国际影响,只顾自己的权力和官帽,不明白顺应民心,依法治国,注重国家形象才是中央的精神和国家的长远利益所在。在向上级领导汇报时,这些地方土皇帝总把因自己失职而与百姓的矛盾和冲突,说成是少数动乱分子在危害国家政权,影响国家安全,从而将许多本可以在法律范围内和平解决的问题推向极端,由整个政权来承担他们个人失职渎职的成本,不断激化社会矛盾,不断破坏执政的民心基础与合法性,不断破坏社会的和谐,不断将整个执政党推向百姓的对立面。 我们认为,二十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推动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以发展,人民生活得以改善,国家综合实力得以提升,对中华民族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今天中国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稳定而有序地推进自由民主法治建设,使中国建设成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富强的中国。中国共产党有条件在自由民主法治的建设上,再为中华民族做出新的开创性的贡献,实现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 尊敬的胡锦涛总书记,尊敬的中共中央各位常委,你们是中国执政党的领袖,你们的一言一行,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深刻地影响着执政党的风气和中国历史的进程。我们相信,人人心中都存在一份良知,人人心中都存有一份国家责任,中国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能在基本的内心良知和历史责任共识的基础上,得以合情合理合法地解决。我们希望你们关注和过问陈光诚问题,使陈光诚问题能在人权和法治的原则上得以妥善解决,为中国人权和法治事业的进步奠定一块重要的基石。我们期盼着你们的回应。 冯兰瑞 应松年 姜明安 张思之 茅于轼 吴思 2006年7月15日 来源:法律博客网·许志永博客
7/23/2006 The Anyone Else But You Jullien,表激动,这是ZIDANE为ORANGE公司拍的广告歌.哈哈,再次也表示一下对齐祖的支持哈!
很喜欢这首歌。我最喜欢的几首单曲,《天使爱美丽》里的“悲伤的日子”,还有《鸟的迁徙》的片尾曲“to be by your side"...奇怪,都是法国的。总觉得那样的歌曲,笨拙的、温暖的,可一下子就可以唱到你心里面去。
也送给同样很喜欢齐祖的、亲爱的师兄。:)))
![]() (pp is from KIDULT)
The Anyone Else But You
You're a part time lover and a full time friend I'll kiss you on the brain in the shadow of the train Here is the church and here is the steeple Pebbles forgive me, the trees forgive I will find my niche in your car Up up down down left right left right B A start You are always tryin' to keep it real We both have shiny happy fits of rage Don Quixote was a steel driving man Squinched up your face and did a dance
(thanks to dear kidult jj:)
7/21/2006 叶滢: i-Dentity世界巡展叶滢 @ 23:22:40. from MINDERMETER i-Dentity世界巡展
由i-D杂志创办人、创作总监及总编辑Terry Jones筹划的i-Dentity世界巡回展于2006年5月20日-5月31日在北京798工厂的长征空间举行。i-Dentity展览展出的是1980年至今的i-D杂志作品. 时间:2006年5月20日-5月31日
很喜欢这组AJ拍的照片,可是因为图片大小的限制,不能放很大在这里. 2004年,在伦敦采访Terry Jones,去i-D的办公室,这个在年轻设计师和摄影师中一直流传的杂志,其实办公的环境非常朴素,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穿着其实很简单的,但又有些小geek在里面,采访是在杂志的地下一层做的,是他们的会客室兼厨房.我们说话的时候,有人在煮咖啡.说到他们做的这个展览,他问起如果在中国做这个展览,什么地方合适,我当时还说了一堆798的好话.没想到,这个展览最后真的两年后在北京开展了,地点居然是798. 这次在北京的展览,是Terry Jones第一次来中国,约了采访的那天,在展览开幕的前一天,布展的现场还有点混乱,他的样子居然还是上次见到的一样,蓝色卡其布的外套,白衬衫,牛仔裤和白色的匡威鞋. 一直对这个和我的父亲年纪一样的编辑心存尊敬,从1980年创办i-D到今天,和这本杂志同期的很多小众时尚杂志都倒掉了,比如The Face,但已经进入了伦敦V&A博物馆的i-D,不仅坚持下来了,还在不久前,又重新买回了被伦敦TIME OUT持有的部分股权. 问他是怎么坚持的?他想想说,从1980年到1997年,我一直在做两份工作,除了这本杂志,还做很多商业性的工作,他需要用这部分的收入来养i-D.看他的履历资料,发现这些年他还真是很忙的,给欧洲的ESPRIT,Y-3等很多品牌都做过艺术指导. 这杂志是年轻设计师、摄影师和艺术家的温床和孵化器,办这样一本小众的杂志,的确是需要热情、耐心来坚持的,而且还需要其他方面的经营。 i-D,其实已经在全世界有相当的口碑了,但现实是,你不要指望这样的杂志实现多么大的商业价值,它的价值显然不在那里,总有一些人喜欢去做这样的事情,把自己的收入放进去,来实现自己的想法,甘心情愿的。 比如王一扬把做ZUGZUC的收入拿来做自己的“茶缸”。 能实现这样的平衡,真是一个人的莫大幸福。
下面是2004年采访Terry Jones的文章的链接 崔卫平:我意图理解这个难以理解的世界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25日 17:06 经济观察报
本报特约记者 王小鲁/文
公共发言的能力和道德
采访崔卫平教授,并没有太大难度,因为平时与她也多有交流。但是她前段时间身体不适,到密云青山绿水间的家里休养了。近年来她似乎越来越注重生活的品质。关注学者学术活动外的日常生活,往往被认为无聊,但对于崔来说,注意其生活方式乃是考察其学术品质的有效部分。这也与她本人的学术主张有关,她的一切观点,就是从日常生活的点滴里建立起来的。最近她就在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知识分子别再为天下先忧后乐》,其中一个观点是:知识分子要热情生活,尽量享受。 上半年,中国文化界发生了思想界与文学界互相“炮轰”,崔也置身其中。但报纸报道的关于崔的观点,与她平时素来坚持的相反,而有的作家也据此批评崔,于是又展开了一次缺乏建设性的争吵。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言训练,为什么精英们的交流仍然如此劣质? 交流与公共空间的良性建设,一直是崔努力的目标。在当下,人们或多或少都有交流的障碍。在采访她的过程中,笔者的表达出了问题,她说:“我发现你的表达不如写作流畅,不过,我有时候也这样。”她说在北京电影学院上课时,学生都不喜欢发言。“我对他们说,你们发言不是对我负责,而是对整个空间负责。” 不愿发言乃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小时候老师鼓励你发言,其实只是鼓励某种特定发言,因为普遍舆论与公众精神的真正激发,常让部分老师难以控制。到后来,即使学生们有发言的热情,也没了发言能力。学生带着缺陷走入社会,给予社会以先天的不足。在国家压力下的社会空间尚未发展起来的时候,加强公共空间的建设是此时代的重要命题,也因此,社会需要一种发言的训练,需要有表率力量的个体出现。 崔卫平正在努力起着表率的作用。她近年来在公共媒体频繁发表文章,以至有朋友说“崔卫平简直是在母仪天下”。我问她最近这些年的发言,是不是受到了哈贝马斯和汉娜·阿伦特公共空间理论的激励?她说,肯定有这个因素在,但我面对的是具体情境中的具体问题。 公共交流和公共空间是近来使用率颇高的词。在二战与纳粹之后,哈贝马斯和汉娜·阿伦特等学者更加注意探讨公共交流的重要性。他们倡导人与人的交往和互动,包括不同学科间的交流,比如说艺术意志需要与社会意志相沟通,这一现象的出现乃是基于这样的理解:世界性的或者国家内的灾难是由于交流不充分,公共空间缺乏建设。他们甚至认为,不会交流的孤独个体乃是极权的基础性力量。这个观点,也是崔在不同的场合不停地强调的。崔卫平喜欢阿伦特,她这几年的学术工作也受益于阿伦特,比如她引进的东欧的一些资源,正是顺着阿伦特这个藤蔓摸过去,寻找到的。 “私人生活的起点,就是维持一个人的基本生存,当人仅仅屈服于身体的需要、当他的生活仅仅是围绕物质必需品、围绕某种‘必然性’开展时,这个人是不自由的。阿伦特指出,在古代希腊,‘private life’本身就包含了一种被剥夺的性质,它被剥夺了参与世界事务权利。而如果把与他人共同的世界看做意义的来源,那么,沉陷于私人性中的存在则是荒芜空洞的。” 尤其是1980年代后,我们曾有称颂孤独的潮流,而崔的这个说法,却将人置于一种需要社会合作的压力下,仅此一点,她就区别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自由主义作家。崔渴望优质的交流,她的榜样是山姆佐德,《一千零一夜》里那个以讲故事阻止国王暴力的小女孩: “我觉得世界需要表述,表述就是理解,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是无法忍受的,我们不知道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有什么关系。整个世界不能理解,那就是完全荒芜的。山姆佐德在讲故事,叙事就是意味着意义,她的故事按照一定的方向走,哪些说得长一点,要叙述哪些场景,放弃哪些场景,这些就是她的立场。所以意义就是通过讲述来实现的,这里是寻求一种对于世界的理解。”
经验主义的,女性的,贴身的 崔卫平以前是搞美学的,但她超越了专家身份,几乎针对社会整体进行发言。这就有难度,我认为她克服这个难度的主要办法,就是从经验出发,不停地回到生命原点,以此为据点考察一切。有生命细节做支撑,发言就不空洞。“学术的非学术的起点”、“政治的非政治学的起点”,这都是她大力提倡的。 崔卫平在北京电影学院讲课,许多学生似懂非懂,但还是不停地被吸引,许多外系甚至外校的学生前来蹭课。她的课有特殊的力量,她往往从某件发生于我们身边的小事讲起,一步步向上引领,最后到达一个理论平台,日常的生活细节经过一番分析,忽然得到升华,获得了意义,这是奇妙的体验。“风起于青苹之末”,这样的讲课方式是经验主义的、反概念先行的。她的写作风格也是平易的,文章里没有意识形态或各种主义的对抗,所以这样的学者无法以“左”或“右”来定性命名。 “顾准有一本书叫《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他的终点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其实走到经验主义是一个漫长过程,因为我们最早接受的教育都是从概念出发,我现在尽量要求自己每说一句话,都有经验的成分。其实概念是容易的,我每次上课都帮学生分析作业,发现他们喜欢用大概念,后来我就说,这样吧,你们写理论文章都带秆小秤,每个概念看看你能不能拎动,拎不动就别拎,这些概念要和你的身高体重有个合适的比例。” 这就是她的说话风格,她经常在课堂上做一些生活化的比喻。比如她很喜欢讲“现代性”、“现代主义”,她说,现代以后,一切都不再是根深蒂固的了,“就好像一种小白菜,你种在地里长不大,必须在它生长到一定阶段后给它挪个地方,它才能长大。”现代之后,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坚固的、无须怀疑的东西,一切都必须接受再检验。 生活化、经验、感性直观,这些词似乎与女性更有亲和力。西美尔认为女性更倾向于献身于日常要求,更关注个人生活的感性品质,而这也许恰好可以解释崔卫平为什么会禀有那样独特的思考方式,比如她提倡“政治应回到非政治的起源中去”。如此说来,女性身份在崔的写作中是有意义的,但她承认这一点吗?女性主义运动如今已经发展出了繁复的层次,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不要过分强调女性性别身份,而有的则认为必须强调。崔卫平早期的文章中也曾经涉及类似问题,但她认为这个时代不仅仅女性权利有缺失,男性权利也有缺失,虽然她似乎也承认女性有自己独特的权利状况。从这里来看,也许可以冒昧说一句,崔卫平是有母性光辉的。也许崔不喜欢这样的话,因为把“母亲作为女性惟一有价值的身份”是很有男权色彩的。 崔向我坦言自己的写作与女性身份的关系,“比如我对于历史上的大人物不感兴趣,那是少数族类,他们把大部分人包括普通人和妇女都排除在外,大人物的经验不是我们的经验。我最近写文章批评张艺谋拍《秦始皇》,里面说秦始皇为开创伟业丧失了一些人性的东西。我认为,你不能在杀我头的时候,我还在替他着想。政治的话题,在中国很可能是变成一个大人物们的话题,谈到政治,就是治理国家了,就民族前途了,然后自己一下子成为重要人物了,这样的政治根本没把普通人放进去,当然政治是需要设计制度的,但是作为一个几千年被排除在历史外的女性的立场,我就会想到政治的起点,不管怎么设计,都起码不能与人类生活为敌。我们生活中有的东西,政治中才能有,经验中有的东西,制度中才能有。假如脱离生活经验来设计一套东西,就不太靠谱。” 崔卫平虽然反对精英嘴脸,但她并没有沉浸在自己的私生活中,而是做了更多承担。只是她不说大话,在兢兢业业地为时代裁缝一件贴身的理论衣服。她说:“可以称之为思想家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考虑的是思维活动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匹配。”“要谈论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就不能停留在二手的理论上,完全忽视自己周围有名有姓的邻居们的存在和他们对于生活的实际感受。”
为什么要关注文化与道德 崔一直致力于引进东欧思想资源,从最早翻译《布拉格精神》,到后来翻译哈维尔和米奇尼克。其实崔在很久以前关注问题的向度,与哈维尔的写作是相像的。她本身是搞文学评论的,后来涉及到政治哲学,而进入问题的角度也多是道德的和文化的。哈维尔以前则是戏剧家,在成为政治家之后仍然有艺术家思维,而且他否认自己是政治家。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化批评在中国受歧视,道德性呼吁更让制度学者反感,这当然有中国独特的语境。这个独特语境的特点是,许多词语都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扭曲,不复是本意,而反对者其实也不一定反对那个词本身的所指,而是反对词义在特定氛围中的扭曲,这个反对也都是策略性的,因此目前的交流困难重重,因为发生了语言的混乱。文化与道德,就曾受到曲解,其实我们不能因为一些词语的历史性污染,而忽略了那个词所指的问题本身。“文化太重要了!”崔卫平说。崔后来翻译哈维尔等人,我想一定是有所拣选,有良苦用心的。 崔卫平说知识分子要尽情享乐,这话听来刺耳,但我们该从善意的角度理解,她说,知识分子往往企望社会大事件,而不愿意过平常生活,这使他们无法理解过平常生活的普通人,也就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要求,而只顾自己的道德感和对豪壮场面的需要。“一个人如果不生活,没有自己的生活他就不知道别人有生活的要求,不知道如何去尊重别人的生活。苦出身的人总爱将一些东西称之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情调’,再三看不惯,一有可能就要加以扼杀。这不能不说是真诚的。因为他们没有体验过不知道它们对于造成人的美好的精神状态所产生的作用。这就像一个有自己个性的人才知道如何去尊重他人的个性,一个有自由思想的人才知道如何去尊重他人的自由思想。他自己经验中没有的东西往往也不习惯别人有。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知识分子思想要更解放一点,脚步要更快一些,尽量发展自己的生活,尽情享受一切美妙的东西。” 崔将日常生活的建立看得很重要,而文化批评是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这种生活的。日常生活中,道德判断和文化品位无处不在,她打击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妄想,其实并不排斥每个个体精神性的建立。哈维尔为他所在的捷克社会所开的处方是道德性的:不讲假话,活在真实中。这不是宏大的制度建设,而是一个细微的道德要求,为什么要这样做?譬如一个工厂出了问题,我们知道问题何在,也知道解决此问题的科学方案,但把方案拿过去,却并不一定得到实行。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并不是缺乏知识,而是缺了其他东西,比如缺道德。而在这个方案未实行之前,人们往往变成犬儒主义者,把一切责任都推到这个方案的不实行上去。而在哈维尔那里,他看到了这个僵化的空间中尚有可作为的地方,那地方就在于日常生活的点滴中,但它需要个人的道德做配合,这样的热情使每个人都有了价值,每个日常行为都有了意义。 最后,读崔的文章后我有个疑问:“读你的文章惟一不满足的地方,在于对于超验的维度缺乏探讨”。在制度建设和社会层面上,也许需要经验主义,但对于文学或者个人精神生活,超验维度不能说是完全虚妄的。与那场“炮轰”中对崔的报道恰好相反,崔一直反对文学之社会功能的过分夸张,而其实她对于文学之个人精神性的抚慰和宗教性的价值也很少探讨,英美新批评把文学主要看作技术。而崔在《论道德》一文中则说:“道德问题存在于这样一个前提上——我们意愿呵护自己。”没有一个更可靠的绝对的根基,似乎道德很难走得更远,而哈维尔似乎是认可超验的存在的。崔卫平是这样回答我的上述疑问的:“我很理解哈维尔在最绝望的时候,说什么东西都会被记下来,什么东西都不会被遗忘。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信念,我其实能够领略那个东西的美,但是,我还是不使用这个维度,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很东方的。”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最初的人类每个个体都是球状的 虽然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但一直以来都很想知道这句话的原始出处。今天找到了,要谢谢真真:)
p.s:希腊人的脑袋~~~太神奇了,下次一定要找个希腊人好好研究~~~
最初的人类每个个体都是球状的。长有四手四脚,脖子上顶着一个可以反向转动的头,头上长着两副完全一样的面孔。由于他们过于强壮,又自高自大,经常攻击诸神,宙斯便把他们劈成两半。
球状原人里不存在爱。但被劈为两半后,爱也就出现了:每一半都想念被分开的另一半。因此,每个人仅仅是他自己的一半。每个人都在永远寻找着能够使他重新完整的相反另一半。
——《阿里斯托芬戏剧集》
7/16/2006 就如红云在头顶飘过就如
就如红云在头顶飘过
欲把满头的粗发去掉
光亮的留下你的影子
当头成“佛”
心亦成佛
在凤凰镇的第四天。下午。在那个“欢迎发呆走神”的考拉小屋打了一会儿盹(咖啡馆老板不在,店里的小妹比我睡得还香:),后来又一起跑到那家“NO JAPANESE”的小酒吧,师兄信手写下这首“就如”。我很喜欢。我光顾着看窗外沱江边晒太阳的老狗和旁边桌的小MM吃冰激淋。。。一句未得。不过那里的咖啡巨难喝。我盘算着九月到了马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附近的跳蚤市场淘个旧咖啡机自己磨咖啡豆玩。酒吧里有几个学生歌手在练歌,电视里费翔在用很百老汇的方式唱徐志摩的《偶然》,后来我把那首诗抄下来给师兄看。
晚上在古镇上逛,穿街走巷时总是会不断地碰上兜售许愿灯的小孩子。我们一口气把一个孩子的灯全买下了,hoho,后来还跑到江边那个最大的许愿灯摊子跟那个老板学怎么叠许愿灯,当然是那种最简单的莲花形的。江边没有灯,看着我们的灯颤巍巍地漂走后,就一起跑去吃小吃了。
米歇尔·芒梭:《明星之爱》 去年的这个时候从希希那里读到的这本《明星之爱》,喜欢得不得了。里面有我最喜欢的那篇萨冈的访谈。当时还和希希讨论为什么在国内就读不到这么好的访谈呢!(不过最近有比较喜欢经济观察报的叶滢和苌苌,她们有这个潜质。)最近一段时间沉浸在传说中的热恋里(呵呵,还给薇薇造成了我“总像是在热恋中的人儿”的错觉,哈哈,所以她管我的玻璃岛叫相思岛。),再加上刚结束在律所的实习,紧接着就要准备行装了。没有涂鸦的时间,只想多点和亲爱的人们在一起。
薇薇和希希的文笔总让我惊艳,但她们各自修炼的又是不同的路数,呵呵,下次要著文详说。
《明星之爱》
薇薇
2006-07-15
晚上失眠,茫茫然不知道干点啥,抽出来《明星之爱》看。真奇怪,和一年前看的时候感觉很不同。 作者米歇尔·芒梭的前言,让我很感动。这个据称“法国最出色的记者之一”的女记者,回忆她的从小到大:她风流的母亲,执拗自信的艺术家;小时候想当演员,但是生在演员一定要漂亮的年代。然后想当作家,但是茫然:“我写什么好呢?写我少女灵魂的骚动?我想象力贫乏,只想得出我的空虚。”然后当记者采访各路明星和艺术家,小有成就,也见识了赤裸裸的个人主义。无法忍受,于是变成了左倾分子,倾向共产主义——“一切应当为大众服务”。最后还是回归了记者的领域,采访明星,也采访反抗军事暴政的女英雄,政府要员、运动员。之所以她又回归,是觉得有“某种东西”要和所有被她采访的人一同找寻。 “某种东西”是什么呢?我爱极了接下来这句话:“所有人都分享这未知的、深不可测的东西,它犹如童年的懵懂,犹如对死亡的恐惧,犹如对渴望而不可及的真和美的追求。”“嘭”一声,我觉得这句话和我心里的某个缺口撞上了,这就是我一直在找的一句话。 整本书都是米歇尔的访谈记录。人多内容多,但是因为是访谈,所以很容易读。作笔记也是徒劳,因为完全像语录体,这本书本身就像一个摘记簿。 摘几句话吧: 玛格丽特·杜拉斯: “家庭是人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可是,家庭导致了我们目前的状况。” “我不认为对上帝的激情和对一个男人的激情有何区别。以这两种激情为起点,可明白怎样等着被其他事物穿透。被音乐,被写作。总之,被一切穿透。我完完全全被写作穿透了。” 伊莎贝拉·阿佳妮(cici最爱的女演员): “我爱人们,同时我也心怀恐惧。我很温顺,但同时我也很狂野。” 看惯了电视上报纸上无处不在的访谈,再看法国人的访谈,会特别惊喜。这本书是归在《法兰西书库·大写的爱系列》下的。“大写的爱”,好玩。
江平、张千帆、林喆:突发事件中的新闻自由与管制《财经》杂志=文 2006年7月10日法学家投书本刊,争议限制媒体报道自由相关条款 江平:
基本权利不可随意限制 近日,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一个重要立法。中国属于突发事件多发国家,如何通过法治的手段来进行有效管理,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不过,目前看到的草案中有个别条款同新闻自由发生了冲突,不能不令人担忧。 新闻自由是一项来源于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权利,在中国一直是落实不够,限制已经过多。尽管法理上我们承认,特殊状态下的新闻权利与日常相比是可以进行限制,这也在联合国公约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立法中有所表述。比如战争时期,新闻的发布就有其特殊性;但是,即便战争时期,新闻也不是随便限制的,其约束要根据新闻的特性有专门新闻方面的法律来约束。而那些法律,立法原则首先都是把维护言论、出版自由,保障新闻权放在第一位的。目前,中国并没有这方面的立法,却在这个法律草案中限制新闻自由,无疑是缺少前提的。这非常不妥,它只会导致政府权力过大。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突发事件还不等同于战争那样的极端状态。如果突发事件状态下就限制媒体报道自由,那社会进入战争等紧急状态时,还会进一步剥夺哪些基本权利呢?草案设计者的立法逻辑,显然值得商榷。 在这个法律草案第57条中,规定媒体被处罚的情形是“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的”。这里面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所谓“违规擅自发布”,二是“虚假报道”。事实上,这两种情形是必须加以区分的。 在任何情况下,媒体都不能做虚假报道,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对虚假报道进行处罚肯定不会引起争议。但问题就是,什么叫做“违规擅自发布”?这不是一个可以客观衡量的标准,完全是政府自己的主观判断。草案第57条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显然是立法者缺乏基本的常识——至少没有进行严谨的考虑。这样的规定无疑是荒谬的。一方面,如果真的有恶意虚假报道出现,按照规定仅仅罚款其实无济于事;另一方面,又通过禁止所谓“擅自”,把信息完全由政府一家来独家掌控发布权。但政府同样存在刻意隐瞒真相或者发布虚假消息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媒体的舆论监督,没有媒体及时披露真实信息,公众的知情权很难得到保障,这对于突发事件的处置更加不利。 还有,在对媒体的限制的条文表述中,对“人民政府”并没有一个级别限制,而且政府实施有关处罚也没有程序上的规定,这些也都是存在问题的。这个草案赋予了政府以管理职权,却没有相应配以程序约束。法律是强调平衡的,有权必有责,有权利就应该有义务,但现在看不到政府公开信息的义务,却只有对媒体的限制;权力没有监督,行为没有程序制约,这些只会纵容政府封锁消息,隐瞒真相,其危害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屡见不鲜。 总的来说,这样的条款是严重违宪的。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法治状况,很多好的立法出台了往往难以得到执行,一些不好的条款反而可能在实践中被加以利用,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枷锁。所以对于这样的条款,人大就应该发挥立法机关的作用,予以删除而不要抱有修改、完善的幻想。立法作为走向法治的第一步,责任重大,立法者当慎之又慎。■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原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张千帆: 规则与例外 遇到诸如SARS或禽流感之类的突发事件,我们——尤其是我们政府——的习惯思维还是要实行新闻管制,但是这种习惯思维对于我们应对突发事件是没有好处的。在宪政国家,言论和新闻自由是最重要的宪法权利,在一般情况下绝对不允许政府干预。之所以如此,倒并不是因为言论和新闻自由是多么崇高的宪法理念,而是因为这项宪法自由对于我们的社会实在是太重要了。 作为现代社会的文明人,我们其实是生活在新闻之中的;没有新闻,我们不要说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就连发生在眼皮底下的许多事情也不知道;而没有准确的信息,我们就无法预防和规避可能对我们产生伤害的自然或社会事件。在历史上,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人类也确实为压制言论和新闻自由付出过惨痛的社会代价。 当然,新闻自由不是绝对的。一则失实的新闻报道可能引起流言蜚语,甚至只是一声“恐怖袭击来了!”的叫喊,也可能产生像去年伊拉克人群践踏那样的人间悲剧。在发布这样的言论或新闻而受到法律制裁的时候,没有谁可以坚持他的言论或新闻“自由”。在某些非常情况下,即便是真实的报道,也可能会给政府处理有关事件造成不便,譬如,没有谁会认为新闻机构有“自由”报道政府即将实施的军事计划。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某种程序予以事先禁止,或在发表后诉诸法律追究,而宪法(譬如1982年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新闻或出版自由,并不能为肇事者开脱法律责任。 然而,这并不是说新闻是政府在什么时候都可以随意控制的。不能忘记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真实可靠的新闻对于现代社会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即使对于大多数突发事件,如实的报道不仅不会影响政府的有效处理,而且还能帮助平民百姓及时采取预防或自救措施,避免伤害在不知情的大众中间进一步蔓延。 仅从2003年的SARS事件,就可以看到信息公开和新闻自由对于突发事件的防治是多么重要。事实上,假如SARS自肆虐之始就得到公开报道,也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到目前为止,我们恐怕还举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证明如实的新闻报道将实质性地增加处理危机事件的难度。 同样不能忘记的是,不论是哪个国家的政府,一般都不太喜欢独立的新闻报道,总是嫌它们和自己过不去;在美国媒体报道伊拉克虐俘事件的时候,美国总统在震惊之余一定是“牙痒痒”的,只是面对新闻自由无可奈何而已。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政府尤其想控制新闻舆论。这么做的考虑并非是如实报道可能会造成公共恐慌,更可能是官员自己不愿面临处理不力所带来的指责和压力。既然如此,如果将制裁新闻报道的权力全盘交给政府,那么结果对于突发事件的有效处理来说,究竟是有利还是不利呢? 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人大目前正在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中有关新闻报道的规定是值得商榷的。至少就文本表面来看,草案基本上将报道突发事件的决定权完全交给了处理事件的政府。新闻媒体如“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将受到5万至10万元的处罚。既然草案没有明确说明,这里的“规定”,大概也包括地方政府制定的各种“红头文件”或“内部规定”,其中某些规定很可能是包括新闻单位在内的“外人”所不知晓的。草案也没有说明什么是“严重”的情节或后果,以及判断是否“严重”的主体是谁,因而,我们在此只能假定它经常就是报道的对象 ——处理突发事件的地方政府自己。而从目前的文本来看,不服政府定性和处置的新闻机构,似乎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形式的司法救济。当地的新闻单位应该对当地发生的突发事件及其处置状况最熟悉,但是如果让当地政府在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法律约束(如司法控制)的情况下,决定是否喜欢“擅自发布”的报道,你指望它还能报道什么? 审议这部草案的立法者应该知道,新闻自由是规则,限制是例外;限制不仅必须对保护重要的公共利益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必须受到事前或事后的程序监督。草案目前所体现的立场似乎恰好是相反,而我所担心的是,这个立场恐怕并不符合它所要保护的那种公共利益。■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学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林喆: 准确认识底线 评价《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必须厘清几个问题。 首先,新闻自由是一项什么性质的权利? “新闻”概念一般被定义为对新近发生的,或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某种事实的报道或传播。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新闻自由不是一项个体性的公民基本权利,而是因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而生的一项特殊群体(新闻职业群体)的权利。新闻职业者个体所享有的新闻自由,来源于群体的新闻自由。 其次,新闻自由是否不受限制? 这关系到公民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的限制性。公民的言论自由不是一种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绝对权利,它是以合法性为其界限的有限度的权利。除了法的界限,它还受到其他社会规范(如国家政策、道德规范、宗教戒律、市场规则和各群体规范)的制约。法国《人权宣言》(1789)第10、11条和中国宪法第51条,对此都有明确的规定。 从与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密切相关的知情权来看,被限制的原因在于:一是任何知情权的实现,在给权利主体或其他人带来利益的同时,很可能会给社会或公共安全带来某种负面效应,而在范围内行使权利,有利于使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二是灾难的发生有其积蓄的过程,即便是瞬间发生的事故也有某种成因,而搞清事实、调查核实、探究其因、定性定位、处理解决的活动,均需要一定的时间。所谓“在第一时间及时报道以安民心”的说法,有其重要意义,但并非适用于一切场合。 是否报道和如何报道,除法律上确有明文规定之外,仍需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公民的知情权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各个层面的知情权都有其特定的限度:一是政治层面上的知情权,它常常与个人的政治身份、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其界限对政党组织的安全或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二是经济、文化层面上的知情权,它与行业、职业的特点和性质联系在一起,与之相关的知情权的界限除合法性之外,主要以行规或职业道德维持,它的突破往往危及到行业、商业或商务秘密;三是私人生活层面上的知情权,它与公民私人空间中相关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其界限的突破将侵犯到个人的隐私权。 如此,由有限的公民言论自由和知情权而生的新闻自由,自然也有其界限。 第三,立法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是否存在底线? 回答是肯定的。在现代社会,立法者在对某项法律权利进行限制时,一般遵循两项原则——证成原则(即说明限制行为正当性的理由)和最低限度原则(即不能因此限制而取消了该权利)。 《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的议案》第三部分“关于起草本法的总体思路”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言人的解释,说明了限制行为正当性的理由:一是“发生突发事件时有关的社会公众也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就要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作出规定;二是目的在于确保记者正当采访权益和维护大局利益。 然而问题在于,该法中“擅自发布”和“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两词的模糊和易于被歧义解释。 “擅自”是指“不听话”,但讲话主体则是不清楚的。是中央、中央的某个部门,还是地方政府或某个领导?“严重后果”是指造成全局性利益受损,还是地方性或个别人的利益受损?当突发事件的发生与中央的某个部门或地方政府或某个领导的错误决策或失误或腐败相关,而责任者又千方百计地掩盖真相不让民众了解,或当发布消息的结果使地方性或特殊群体利益受损,却有助于全局利益时,新闻工作者出于职业良心突破某种禁令的行为,是否应该受到惩罚呢? 联合国的《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1948)规定,政府不得对本国公民和缔约国人民在本国境内依法发表和收取各种新闻与意见的自由的行为加以干涉,或因政治上的原因予以任何人以差别的待遇,对于以采访相互间的新闻而传达于公众为职业的人,应予以鼓励和给予便利。 在社会遭遇关系到公共安全的突发性重大灾难时,社会保持稳定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政府能得到民众真心的支持、真诚的拥护和积极的配合;而二者合作关系的形成,是建立在民众对真实情况知晓的基础上——民众必须知道有关危机的真实情况,政府有责任把真情告诉民众,否则无法期待民众与之共渡难关。在民众了解真情的过程中,媒体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公民言论自由和知情权保障体系以及政府权力监督体系还很不完善的国度,在对新闻媒体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行为作出特别限制时,应以行业规范去促成从业人员的行为自律,而不是以法的形式来限制新闻报道。 可以说,草案第57条关于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信息的单位,由所在地政府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是缺乏智慧的,其消极意义一目了然。它的实践结果,很可能突破对新闻自由限制的底线,而最终遏制或取消了新闻自由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功能和积极作用。 作者为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人权博士生导师 7/15/2006 冯象:我乃我是者冯象:我乃我是者
《理想国》之二十三
宽侄: BBC 四台“最伟大哲学家”评选活动结果,马克思独占鳌头,这事其实不奇怪。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潮根深蒂固,跟美国大不相同。现在国内看西方,习惯了站在美国这扇窗子后面,所以才惊讶了。 我看你最近的文字带了翻译腔,可以读读马、恩。一方面学点理论;另一方面,“欧化”句式发展至今,已有一定的套路,运用得当,可以非常漂亮甚至气势磅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马、恩喜用排比、反讽,报刊学界模仿者众多。故而前两年我在接受采访时说,马列编译局的文本是现代汉语“欧化”的范例,那种精确、宏大、批判意识和复杂句式,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都改变了。 不过要记住一点,“欧化”无助于学习西方语言。所谓思维方式的改变,只是就观念和意象的把握、建构,以及理论关怀的意趣与深度而言;不是指语言结构。翻译腔再重,模仿得再地道,也还是中文的“词根孤立语”(root-isolating)语法。而外语(活语言)的掌握,如马克思所言,须暂时忘掉母语,摆脱翻译,练习直接用外语思维,直至“领会那新语言的精神,才算运用自如”(《选集》卷一,页604)。 过去上海有一家电影译制厂,专为外国电影配音,不知还在不在。那是标准的翻译腔,文绉绉的,像话剧,颇有感染力。可是你看原版片,听听外国角色说话,什么味儿都有,惟独没有那文绉绉的声腔。然而配音演员的功劳就在这里,创造了一种脱离原版、为中国观众定制的“欧化”对话文体。再如新诗,往往是精心“欧化”的,但是不能“倒回”诗人取法的西文里去。译成例如英文或法文,很可能味同嚼蜡,因为那样的“意象思考”(如庞德)、“通感”象征(如波德莱尔)、“放逐抒情”(如爱略特),在英文和法文诗里是早已用滥了的。可是引入中文却有张力和诗意,能刺激少男少女的情感与想象:“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二十世纪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在为“文明社会”制定法则的老到的西方列强面前――也是个青春期的孩子:初识“现代”,慕求新知,躁动不安。马列文本同西方经典的译介,便不仅是精英政治和话语权斗争的产物了;翻译和“欧化”还是现代汉语知识生产本身的需要,是汉语进入“现代”重拾自尊的唯一门径。 前信谈圣名与禁忌,我怕深了,你倒饶有兴趣。再从译经笔记中抄一题给你,《出埃及记》第三章“圣名降世”一节,也是中文旧译老栽跟头的地方。 摩西为岳父放羊,至西奈山(又名何烈山、上帝之山)。忽然上帝借天使形象在燃烧的荆棘中显现,命牧羊人返回埃及,带以色列人摆脱奴役,去一片“奶与蜜之乡”。摩西大惊。尽管上帝答应“我会与你同在”,他仍不放心,说:假如我遵命回去,向族人宣布,我是祖先的上帝派来的,他们会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该怎么回答呢? 上帝的答话,便是经文里极重要的一句圣言(3:14):’ehyeh ‘asher ‘ehyeh。字对字地译成英语(如钦定本)和汉语,就是(括号中为词性):
我们讨论过希伯来语动词“是/在/有”(hyh 与经典西文译本相反,中文旧译多试图意译,即离开原文句式,改用一短语释义,直称上帝的神性,例如:
八个译本大致采用三种译法:吕振中本和现代本的译文读来顺口些,只是太直露了,口吻不对,亦非上帝的原意。上帝并没有给自己下定义。他的意思,是要摩西和以色列人自己去琢磨领会,所以才设下了这个“字谜”。 委办本至思高本、新译本,都是拿“有”字作文章,取其“存在”之意。然而,“有/存在”只是圣名复义中的一个义项。“有”还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术语和反复诠解的概念之一,是中文读者的熟词,用来提示圣名就不够警醒。何况为便利阅读计,“自有”“恒有”“永有”,到底不如“永恒主耶和华”或“创始成终的主宰”来得明白易懂。其实这是翻译的常识:一般说,译戏剧性的故事对话,例如亚伯拉罕夫妇热情款待耶和华与两位天使(《创世记》十八章),可多用口语熟词,以求生动,贴近读者的生活经验或道德情感。但原文哲理教义的术语、别具一格的比喻,就应当取陌生些的直译的说法。 惟有最早的马殊曼本是直译,“我也即吾乃矣”。虽然口气迂腐,路子却是对的。翻译如同作文,简洁“不隔”为上。双关复义的“字谜”,能直译的总归直译为好。既贴近原文的词形句式,不易误解,又能暗示圣名的丰富含义,与注释配合。不过,“乃”字在此处只可作系词,无法跟原文“是/在/有/生”,即动词“to be”在西方哲学、文学和神学史上的深厚传统建立联想。这是译经伊始,传教士们就拿它没办法的一个难词。委办本以降,无论用“有”字意译,还是如吕振中牧师那样以“永恒主耶和华”直称,都是因为在汉语里找不到一个对等的涵盖“是/在/有/生”全部义项的动词。 但是今天,汉语的韧性已大大增强,远非二百甚至二十年前可比。在哲学界,“是”字的含义正在变宽;基于当年陈康先生的主张,学者们开始探讨用“是”来转译“Being”(德语:Sein,希腊语:on)的可能。原先受马、恩著作翻译的影响,动词“是/在/有”当哲学范畴讲,通常是统一译作“存在”的。但近年来这“标准”译法受到了质疑。尤其西方哲学译家王太庆先生发表论文《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的“是”》(1993),引起了热烈讨论。按照王先生的意见,“存在”改译为“是”,看似生硬,许多哲学史的问题反而容易说通。例如笛卡尔的名言:cogito ergo sum,通译“我思故我在”,人因为(能够)思维而(证明)存在,就过于狭隘了,难免误会。译作“我思故我是”,则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本体论命题,值得好好研究。廓张“是”的义项,有利于我们分析理解西方哲学同宗教思想的一个基本范畴,从而丰富中文的思辨与表达。 既然已有这个开端,我以为“是”的“欧化”新用法,让它兼指“存在”“出现”“发生”,是可望逐渐为学界和读者接受的。而“圣名降世”一节的汉译,若想突破上述“有”字等片面诠释的困局,便系于这“是”字的演进了。有鉴于此,我就循通行本的先例,直译为:
这么译,我想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简洁,略同原文的句式风格;二是因其表达的陌生,读者须停下思考,一如那聆听着燃烧的荆棘的先知;第三,紧接着,不必意译拐弯,便可以凸显上帝谕示摩西的双关(3:14):“你可对子民这样说:我是由‘我是’(’ehyeh)派来的!” 二����六年四月,原载《南方周末》2006.7.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
7/12/2006 Sunnyjj的本期主题Happy转载:最新2006高考作文搞笑语句谢谢sunny姐。。。我真滴眼泪都笑出来了,哗哗的。。。容易吗我。。。
师兄,偶觉得他们都是得自你气死语文老师的真传!嘿嘿嘿。。。 哈哈,原来人在紧张的时候幽默感也会增强!! 来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笑一下! 本期主题Happy 最新2006高考作文搞笑语句 从杂谈搜来的,差点笑昏过去。原贴也是转的,就不贴名字了。
很多都是出自于天津卷《愿景》——谁叫这个题目太叫人摸不着头脑了! 1,尽管司马迁多次遭受宫刑,但他忍受住一次又一次的痛苦,还是以顽强的毅力写出了伟大的《史记》。(一次又一次?) 2,有人说人生有三大恨事:一恨鲫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第三恨我忘了,不过我想,第三恨应该是:三恨愿景泡汤。 (虽然很押韵,但我告诉你这话是张爱玲说的,最后一恨是:红楼梦是个大坑……) 3,没有愿景,就像投不了胎的野鬼一样。/没有愿景,就像孤魂野鬼一样没有归宿。 没有愿景的生活就像没有放味精的菜一样,可吃但不鲜。 一个没有愿景的人,就像没有脊柱一样,直不起腰,挺不起背,只能匍匐在人生之路上,阳光照不到他身上,幸运女神也不会眷顾这样的人。(愿景啊,你居然比空气还重要!我一直都没发现的说……) 4, 我的爸爸就像亲人一样爱我(敢情您老是您爸爸从垃圾箱里捡来的?) 5, 太阳离我们越来越近,像一个金黄的油饼。(这位同学……你是没吃早饭就来考试的?) 6,我希望有一条健康的双腿,一个智慧的大脑,…… 8, 有一种自卑叫自信,有一种跌倒叫爬起。 (这位同学是新时代的哲学家) 9, 没有自尊的脖子,无法支撑自信的头颅。(我想知道怎样的脖子叫做“有自尊的脖子”!) 10, 没有背景,就奔前景。(乍一看不知道在说什么,仔细一想似乎有点针砭时弊的意思……但再想又不知道他确切要说什么……难道只是为了押韵?!) 11, 眼睛为什么长在两边,因为它是用来向前看的。 (同学你的逻辑是超越我的理性范围之外的……) 12,人生就像一杯白开水,平平淡淡的;但又像一杯加了糖的白开水,甜甜的;也像一杯加了盐的白开水,咸咸的。
(这……还是白开水么?!) 13,马瘦毛长蹄子肥,儿子偷爹不算贼;瞎大爷和瞎大妈过了半辈子,谁也没见过谁。 (同学,您是郭德钢老师的儿子?) 14,孟德斯鸠出身贵族世家,虽然从小过着安逸的生活,但他看着天空变化的云,突然做了一个震惊历史的决定,——那就是投身到资产阶级的革命洪流中去。 (原来孟老师夜观天象忽然大彻大悟……) 15, 人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生死故,两者皆可抛。 (你不能因为人家裴多菲过了50年的著作权保护期就这样糟尽人家……) 17,进入高三,我就过上了“起的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的比猪差,干得比牛多”的日子。虽然我吃的比猪好多了,但我干的确实比牛还多。此刻,我的愿景就是…… (可怜的孩子……同情的抚摸之,对高玉宝:你看到了伐!周扒皮对你们那其实是很有人文精神的!) 18,我最大的愿景就是有骂人的习惯。虽说五讲四美要遵守,但恐怕只有坐在房顶上骂上三小时不带重样的才能解解我心头的怨气。写到这里,我手心发汗,因为我怨的是这张考卷,因为它决定了我的未来和前景。就凭这不足半米的考卷和一些墨水,就决断我十二年的求学生涯,我不服。但我犯不着跟分数过不去。
(孩子……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出国的后路才来考试玩的?) 19,上帝给了我们七情六欲,我们却把它们变成了色情和暴力。 (深刻!) 20,我的愿景是考上一所好大学,找到一个好工作,这样以后才有能力让我的儿子也考上一所好大学,找到一个好工作。 (为什么我想到了政治书里那个记者采访放羊娃的那段?!) 21,我的很多同学为了能考上军校或警校,不惜把眼睛给做了。 (做?!抖……怎么就给做了?!) 22, 海子说:我想找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您老省省吧!如今海边花园别墅贵着呢,您找到了也买不起啊!) 24, 泰戈尔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你信不信顾城会拿着斧头半夜来找你?) 25,汨罗江边,项羽手持利剑于颈间,他高呼…… (他高呼:屈原小亲亲你怎么那么早就舍下我去了啊!!!) 26, 醉翁深知: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 (苏轼TO欧阳修:大家熟归熟,你这样我一样告你剽窃!) 27,在桃花源过着田园生活的陶渊明写下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名句…… (好吧……我承认……其实我也不敢保证林逋老先生就一定不是陶渊明的邻居。) 28,当俞平伯为钟子期摔琴之时,他所寻找的是高山流水,琴声是他的愿景。 29,韩愈跟着刘邦去打仗,一天,…… 30,居里夫人发明了鱼镭,她的愿景实现了…… (居里夫人您死得真冤枉……谁晓得这鱼雷它竟然也是有辐射的!) 31,司马迁在受到残酷的宫刑之后,忍辱苟活,因为他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 (所以……怎么样?!) 32,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不得不忍受断腿之苦,…… (我求求你们了!司马爷爷“一次次”的受了宫刑已经够惨的了!你们别再虐他了!) 33,司马迁在被施行腐刑之后,不顾身体的腐烂,写出了千古绝唱《史记》…… (令人发指啊!我已经彻底无语了……) 34,我看到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的伟大成就和伟大愿景,不由感叹: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干笑,是啊!敢情太监这行也能出状元!) 35,一代男儿司马迁自愿接受宫刑,就是因为他心中的伟大愿景——那就是大唐还没有一部自己的史书,于是他忍辱负重为大唐完成了《史记》。 (掀桌!司马迁究竟招谁惹谁了?都被折腾成这样了居然你们还不肯让他得到解脱!还一直把他从汉朝虐到了唐朝—— 求求莘莘学子们,你们就可怜可怜这位老人家吧,他已经受够了……) 36,因为,猪=吃饭+睡觉, 我=吃饭+睡觉+学习; 所以,我=猪+学习 (真的……我很感动,这就是劳动人民朴素而深刻的辩证法) 37,时间就像一杯浓硫酸,可以腐蚀一切东西…… (同学,你在学校是化学课代表吧?) 38,朋友,以即死的心情面对你的愿景,它就会离你更近。 (谁还敢……) 39,我叫张三,三点钟的时候在家做作业,但心里却想着柜子里的三个苹果,被三婶知道,告诉了爸爸,爸爸打了我三巴掌。 (别“三”了!我知道你是湖北考生了!) (湖北卷作文题目: 成语:三思而后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举一反三……,从以上带“三”字的成语中,能给你什么启示 …… ) 40,母鸡生小鸡要生好几天。 (原来如此,可怜的母鸡——我终于明白相比于你的痛苦,鸡蛋2.8一斤是多么便宜了!) 41,我们一家三口,爸爸妈妈和姐姐。 (敢问——你是谁?) 42,远远地,走来一位女姑娘。 (我想见识下男姑娘……) 43,什么是举一反三?就是举一个例子反对三个例子 (你的语文老师会自杀……) 44,三人成虎就是三个人的力量加起来像老虎一样有力,所以我们要团结。 (上面那位语文老师,你不介意复活过来再自杀一次吧……) 6/28/2006 亲爱的,你知道。说了世上一无牵挂为何有悲喜?
想起孟京辉话剧里的句子 风一样聚拢又云一样跑开
亲爱的 世界上最近的距离 不是眼前或现在 也不是意念或誓言 而是不论漂流到哪里的 你和我的心 因为 你知道 我爱你
你知道 我一直在你身边 我们就在彼此身边 就像现在一样
6/25/2006 爱爱的新作:对人生品位的理解 我家爱爱的新作。哈哈,爱爱就是这么一个可爱的人!除了工作吃饭就是睡觉。估计这篇文章也是他在睡觉的时候写的。
p.s:谁能告诉我“品位” 和“品味”的区别涅?? 我仿佛隐约似乎确凿记得“品味”是上初中地理课上学的用来形容铁矿石的~~~不过“论品味”这种东东写出来也忒培根了,我早就看出来了,爱爱适合去当笛卡尔,永远也睡不醒,一天到晚思啊思啊,终于诗意地“在”了~~~ 哈哈,脑力工作者辛苦啊,难怪他时时刻刻想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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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006 Q姐姐说一定要看的文章!不看要死人的!
6/14/2006 2008——北京转自 半个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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